中新社成都5月2日电 题：两千多年前，蜀人为何雕刻这头“庞然巨兽”？
——专访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
作者 单鹏
收藏于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展厅中的石犀，凭借3.3米的身长、1.2米的身宽、1.7米的身高，以及约8.5吨的体重，成为成都博物馆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镇馆之宝”。这件出土于2012年的石犀，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圆雕石刻文物。
两千多年前，蜀人为何雕刻这头“庞然巨兽”？石犀与镇压洪水，以及“天府之国”形成有何关联？两千多年后，石犀从重现人间到陈列展出，经历了怎样的波折？还有哪些谜团？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石犀从重现人间到陈列展出，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
黄晓枫：1973年，成都天府广场北侧的成都电信大楼破土动工。工人在开挖地基时，发现一块动物形状、体形庞大的大石。考古专家赶到现场后，初步确定这是一件红砂岩雕刻的石兽。由于当时挖掘技术不到位、保护条件有限，这件露头的石刻未挪动，就被回填，石兽再次“沉睡”地下。时隔近40年，成都电信大楼拆除，原址修建四川大剧院。2012年12月，修建过程中，这头“沉睡”了两千多年、形状似犀的石兽终于重见天日。
石犀为红砂石质，长期掩埋于地下，一朝出土，需要进行严格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否则会逐渐风化、剥落甚至损毁。研究人员首先结合妥善化学处理，用手工剔除的方法，去除石犀表面的钢筋水泥和附着物。由于长期埋藏于地下，石犀受水土中盐分侵蚀，需进行科学细致的脱盐处理。研究人员花费两年时间，反复使用无酸脱盐纸张，吸附提取石犀中的水分及侵入内部的盐分，使其达到能在空气中放置的稳定状态。其后，研究人员对石犀表面粉化、破损部位予以加固和修复，以阻断粉化进程。修复工作持续了近三年，最终在2015年10月，石犀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被移送至成都博物馆展厅。
经考古发掘人员研究判定，石犀埋藏的地层时代在战国至汉晋，其形态风格则呈现出早期圆雕石刻简约、厚重的风格，雕刻年代在战国晚期至秦，是四川目前所见这一时期最完整的圆雕石刻文物，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同时期最大的圆雕石刻。石犀整体雕刻风格粗犷古朴，作站立状，躯干丰满壮实，四肢粗短，下颌及前肢躯干雕刻卷云纹。石雕成型后，工匠磨光石犀表面，当时雕刻者的用心，于此可见一斑。
中新社记者：两千多年前，蜀人为何制造这头重达8.5吨的“庞然巨兽”？
黄晓枫：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地势平坦、河系密布，降水丰沛的年份、季节常有洪涝灾害。在治理水患、修建水利工程的过程中，蜀地积累了丰富的水利技术、治水理念，也逐步形成一些相关的水文化。治理水患的同时，蜀地先民常在江畔、水道、重要地点放置大型石人、石兽，以求镇水避祸。
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体现了古人立石人于水中、祈求平顺的观念。考古人员陆续在都江堰内江、外江河道中发现的李冰石像等石人，正好与文献互为印证，反映了当时与水利紧密关联的立石习俗与仪式。此外，有学者认为，这类大型石人或石兽也可作为观测水文、水位的标尺，是水则的一种形态。
为何要把镇水神兽做成犀牛的样子？先秦时期，古蜀人崇尚“万物有灵”，常常赋予自然万物以一定能力。当时人们有一种普遍信仰，认为犀牛可以从水中安全通过，具有分水功能，因此赋予犀牛镇水的神力。这种“犀牛镇水神”的观念，在殷商到汉晋时期的文献中，也有不少相关记载。
此外，成都平原在三四千年前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群体与现在有一定差异，古生物学家认为这里曾有犀牛生存，这也成为当地人将犀牛作为镇水神兽原型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凯时体育全站》：石犀与李冰治水、“天府之国”形成有何关联？
黄晓枫：经研究，我们认为这一石犀很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李冰凿刻、用于“厌水精”的石犀。石犀出土地层的层位年代在考古学上判定为战国至汉晋，出土地点在现在成都城市最中心的天府广场东北角。从这个区域的相关遗迹，以及出土的涂朱瓦当等高规格建筑材料和遗物观察，此地当属秦汉的蜀郡官署所在地。结合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的记载，有两头石犀放置于蜀郡太守的府衙之中，因此研究者认为它是李冰所作五枚石犀中，安置在“府中”的其中一枚。
作为李冰所作的“镇水神兽”，石犀表达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以及消灾祛难的祈求。李冰所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遗泽“天府之国”，是中国古代一次集大成的水利工程创举。都江堰水利工程和与之相关的渠系水网，构建起集防洪、灌溉、交通、水运于一体的平原水系，成为成都平原从洪水泛滥迈向“天府之国”的基石。石犀作为这一重大创举的象征，蕴含了古代成都平原文化融合与演进、生产技术发展等重要内容。
中新社记者：石犀身上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黄晓枫：2012年“镇水神兽”石犀重见天日后，学者一直对其进行研究，解答了不少问题。但石犀身上还藏有不少未解之谜。比如，《华阳国志》记载了“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因此可能还有四头石犀埋藏在成都不同地点，但能否“重见天日”，取决于这些文物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完全或部分地保留下来。
又如，石犀尾部左侧有三处刻画明显的符号。经研究，这三处符号是人为雕刻痕迹，但既不是金文或甲骨文，也不是同时期的巴蜀图语。它们有何含义？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作为镇馆之宝，石犀凭借悠久的历史、深刻的内涵以及“呆萌”的造型，受到观众的关注与喜爱。目前，将石犀与天府文化融为一体的文创产品已开发了两百余款，再现和讲述着成都古老的历史文化。石犀作为独一无二、具有重要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文物，不仅是战国晚期至秦汉的“镇水神兽”，更是成都从古蜀迈向秦汉统一王朝的历史进程中快速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实证。它的背后，是秦汉时期“天府之国”形成的宏大历史。石犀，也成为观众认识天府文化、感知城市成就的历史瑰宝。
中新社记者：以石犀为代表的巴蜀文物，如何架起中外交流的文化桥梁？
黄晓枫：成都博物馆馆藏30余万件青铜器、金银器、画像砖、石刻、陶瓷器、书画、道场画和木雕、皮影等各类文物精品，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近现代，记录与展现了成都地区的区域文明史和城市发展史，是世界认识成都历史与城市成就的最佳实证，也是连接成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近年来，前来成都博物馆参观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对古蜀文明的发源历史、成都城市的发展脉络表现出极大兴趣。
众多文物中，石犀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明星之一，是成都博物馆“重量级”的“文化大使”。今年3月，萨尔瓦多驻华大使阿尔多·阿尔瓦雷斯一行到访成都博物馆参观，当了解到石犀、天府汉碑、汉俳优俑等一系列文物出土于成都博物馆周边，以及成都有着约4500年城市文明史和2300多年城址不变、城名不改的文化特质时，他感慨道：“今天，看到中国能保有自身伟大的语言，并承袭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我很震撼，这是十分难得的成就。”
成都博物馆肩负着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责任，以展览作桥梁，搭建起不同国家、民族、文化间相互尊重与理解的渠道。成都博物馆将持续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对话世界文明，致力于多元文化传播，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完)
受访者简介：
黄晓枫，201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博物馆学与考古学，文博研究馆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成都博物馆协会陈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09年8月开始参与成都博物馆新馆建设，主持《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展览策划工作，并荣获第十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推荐精品奖。2016年以来，作为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副馆长，主要分管展览业务工作，完成60余项临展特展项目的策划、实施，并作为副主编、执行主编完成了17本大型展览图录的编撰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