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卖惨”主播？
举个例子，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例如“单亲父亲抱孩子跑外卖”“帮助困难农户直播卖货”这类标题，点进这类短视频或直播，您是否会因为同情画面中的当事人，而下单购买商品？
下面就来认识一位网络“卖惨”主播。这位主播叫“小松”，他的网络人设是一个送外卖的单亲爸爸。在“小松”发布的众多短视频中，他经常带着年幼的女儿，对镜头讲述自己生活的艰辛，为了抚养女儿必须拼尽全力工作。那么，小松这类“卖惨”主播，他们讲述的一切，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来看警方查处的几起案例。
2024年11月发生在贵州毕节的另一个案例，网络博主“小葵”在网络账号中发布视频称，她被家人逼迫“嫁人”，婚后还遭遇了“家暴”、被砍断手指等。随后，该“卖惨”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播放量达26.1万余次，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经毕节警方调查后发现，网络博主成某某为了吸粉引流，捏造了自己被家暴等虚假情节。针对成某某故意编造虚假剧情，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成某某处以行政处罚。
假借“助农”旗号 通过“卖惨”博同情
本来是爱心网友好意助人让人感动，结果背后却是这些网络主播编造虚假境遇，吸粉引流。甚至还有些人，利用“卖惨”的方式，从中获利。下面来看四川乐山警方破获的一起“卖惨”引流虚假广告案，该案的涉案金额达到400多万元。
视频中的果农正在向网络主播哭诉因芒果滞销，无法带患病的儿子就医，主播听到这段经历后立即决定收购这批芒果，而主播的这番操作也赢得了粉丝的一致赞赏，并因此下单购买链接中的芒果。
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网安大队教导员 李毅：我们发现诸多涉案视频的剧情，都似曾相识，而且这些视频也有不少穿帮的细节。比如两段不同视频、不同人物穿的衣服都是同一件。同一个人在不同视频中饰演的不同角色，有时扮演贫困果农，有时扮演善意或恶意的水果收购商。
四川乐山警方通过网民举报的线索调查发现，该网络直播团队从2023年年底开始，就在网络上不断发布“卖惨”视频，通过博取粉丝同情来吸引流量，并以此推荐代销的商品来赚取佣金。
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网安大队教导员 李毅：本案的涉案账号是一个名叫“大先哥助农在行动”的短视频账号，粉丝大概两百多万。这个账号的运营团队有三到七个人，主要业务是在互联网平台销售各种应季的水果。
据警方了解，每到水果采摘的季节，先某就会组织团队游走于全国各地，《BOB手机综合体育网页版》专门打着助农的噱头，通过制作剧本、虚构场景、捏造人设等方式，通过“卖惨”视频来代销水果。
从2023年1月至2024年2月，“大先哥助农在行动”的账号销售水果达400余万元，下单的粉丝来自全国各地。另外，据警方了解，该账号直播中展示的与实际售卖的水果存在货不对板情况，但由于售后操作烦琐，以及产品价格不高等原因，所以很少有人选择退货。
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 叶志国：本案涉嫌虚假广告罪，属于经济类犯罪案件，是指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做虚假宣传。根据司法解释，普通商品获利超过10万元、特殊商品获利超过3万元，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拍摄“卖惨”视频引流 形成灰色产业链
随着当地警方的深入侦查，一条从前端打造人设、孵化网红，到中端内容编撰、剧情拍摄、电商运营，再到后端农产品供应，一个无底线“卖惨”博流量获利的灰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乐山警方调查发现， “大先哥助农在行动”账号的注册人是乐山的先某，他从2023年1月以来，先后在各大网络平台注册多个账号，该团队有明确的分工，专门通过拍摄“卖惨”视频来引流和直播带货。
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网安大队教导员 李毅：本案涉案人员共有3人，分别是负责人先某，主要人员陈某、朱某。先某负责团队的整体运营，挑选货源、场地 、组织拍摄，个人分取获利的70%；陈某配合拍摄，朱某负责视频的剪辑上传。同时陈某和朱某还组织直播卖货，每人分取获利的15%。
2024年3月，乐山警方辗转多地开展抓捕工作，该团伙的先某等3名主要成员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
犯罪嫌疑人先某：演员就我们几个，都是卖水果的，就几个人。拿那个背芒果的大叔的衣服，穿着拍点背芒果的视频什么的。
据先某供述，他们卖货主要有两个渠道，一种是在发布的“卖惨”视频中挂产品链接；另外一种是靠直播进行售卖，整个销售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流水线操作，其中他们单场最多的销售金额达30万余元。视频中所谓的水果经销商，只是他们的一个虚假人设。
目前，先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起底网络“卖惨”营销产业链运作套路
由于“卖惨”这种方式能快速积累粉丝和流量，从而变现获利，这使得一些造假者对这种“卖惨”模式趋之如鹜。另外，由于目前网络技术和应用越来越普及，相关内容的制作和传播成本很低，再加上平台算法机制的助推，使得网络卖惨乱象频繁发生。
起底网络“卖惨”营销产业链的运作套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挑选“卖惨”对象。一些MCN机构会选择基层工作者或者偏远地区的经济困难群体作为拍摄对象，通过编造剧本来夸大或虚构他们的生活困境以此获取网民的同情；
打造悲情人设。他们会组织专门团队进行拍摄和剪辑，以此为这些被打造的所谓“网红”塑造悲情人设，让视频内容显得更具“真实性”；
变现获利。也就是利用这些虚假人设“网红”的流量进行直播带货，销售各种商品来进行获利，还可能通过打赏、卖课、加盟等方式进一步变现。
专家认为，对于这类卖惨视频和直播，平台也负有监管责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赵精武：通过这些“卖惨”的方式，能够有效调动用户的共情情绪，博取同情。并且，这类“人设”的运营成本和“剧本”的编写成本也很低。基于这些，倘若平台没有对这些以流量为导向的算法推荐机制进行约束和调整，很有可能就会诱发这类“卖惨”的网络信息快速传播。一旦“卖惨”的网络信息与社会热点事件绑定，更可能在短时间快速登上热搜，间接也加速这类信息的传播。
专家：细化“卖惨”营销的认定和处罚办法
近年来，网络“卖惨”现象不仅损害了网络环境的公信力，也扭曲了社会价值观。那么，从法律和监管的角度，针对网络“卖惨”这种乱象该如何治理呢？
法律专家认为，网络“卖惨”营销利用了公众的同情心获利，可能会影响社会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另外，一些打着“助农”旗号的虚假 “卖惨”行为，还会干扰正常的市场供求信息，从而损害农户和正规商家的利益。
切断网络“卖惨”营销的非法利益链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细化“卖惨”营销中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办法，在法律层面上，形成有力震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赵精武：“卖惨”营销的有效治理离不开主管部门、平台和用户的共同参与。网络平台需要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和黑名单制度，避免用户通过频繁更换“马甲”等方式规避平台管理。同时，针对“卖惨”营销类视频内容，可以考虑使用水印文字等方式提示用户辨别真伪。尤其是针对存在短期内从“卖惨”到“带货”的网络账号，需要纳入平台重点监管范畴，提前进行信息内容重点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