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外译
理解中国，从这些关键词开始
很多像“礼”一样意涵丰富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在外国语言中鲜能找到与之对应或相近的词语，而这些概念恰恰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可以说，想要真正了解中国，离不开对这些思想文化术语的深入理解。
术语外译，主动发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和爱好者常常面临中国思想文化相关文献资《767彩票言方安卓版app下就》料缺乏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一些非英语国家更为突
“我在学校教授‘现当代中国思想’课程。我们非常缺乏中国人文社科相关的西班牙文文献资料，我只能向学生们提供相关的英译资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东亚学院副教授马诺·帕枫-贝利松表示，阅读英译资料不利于学生准确把握汉语原文的含义，因此，权威的思想文化外译参考资料对他和学生们来说十分必要。
“拿成语‘前车之鉴’举例，有位外国友人以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前面的车的后方装一面镜子，这样后面的车就可以看到了。”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说，“像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我们不把中国文化的解释权抓在自己手中，就容易产生很多误读。”主动向世界介绍和展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真正含义，才能向世界打开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思想文化的大门。
黄友义还指出，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译者们最关心的总是强势文化。那些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们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话语权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别人送来的。”
2014年，“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以下简称“术语工程”)正式启动，从国家层面开展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翻译和传播工作。“在术语工程的数据库中，术语完全以中外对照的形式呈现，包括条目、释义、引例，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概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章思英介绍，“我们期望海外读者能把这些译法应用在翻译或写作中，使之逐步成为他们表述中国的话语。”
推敲打磨 “译”并不易
翻译思想文化术语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个个词语翻译成外语，而是要求译者在对术语的内涵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用尽可能准确地道的外语进行表述。“或者说就是‘两步走’——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白话文到外文。”章思英说。
“事实上，能够做到这‘两步走’的译者凤毛麟角，因此，工程团队通过协作来实现术语翻译。术语工程专门设置了哲学、文艺、历史三个学科组，以及外文译审组。学科组专家学者负责筛选术语，用200到300个现代汉语汉字阐释每条术语的含义，同时给每条术语搭配1到2条引例，每条引例以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的形式呈现。这是‘第一步’。译审团队负责‘第二步’，译者完成初步译文后，由术语工程特邀汉学家润色，再由译审专家审订、定稿，这是一个反复推敲的过程。”章思英说，这样复杂的流程在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中是不多见的。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术语外译还存在诸多难点。术语工程外籍专家、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艾恺认为，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最大难点就是文言文中许多多义概念很难在英文中精准找到对应的表达。“通常由一两个字组成的词，英文中可以找出十几个词来翻译它。如果要把这个词解释得全面、准确，需要比较长的文本。”艾恺说。在面对这类多义的单字或少字术语时，术语工程通常采用音译并辅以释义的做法，必要时也会附上意译。章思英举例说，“‘气’字音译为‘Qi’，除了释义外，这里也加上了意译‘Vital Force(生命的力量)’。”
术语外译的首要原则是“忠于原文文本”。但由于许多术语具有多义性和丰富性，导致一条术语的完整翻译虽然准确，但可能变得冗长，与中文言简意赅的特点相去甚远。艾恺认为，翻译应当做到整体意义的传译而非逐字翻译。例如，“孔子用‘兴观群怨’来概括《诗经》的主要功能。之前译文很长，不像一条术语，倒像是一段话。经过和中国专家的探讨，我们把‘兴观群怨’的翻译确定为‘Stimulation(激发)，Contemplation(思考)，Sociability(社交)，Criticism(批评)’四个词。”
在面向不同目标语言进行术语外译时也会遇到不一样的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学院教授薛庆国介绍，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都属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东方传统文化。因此，一些中国思想文化术语可以在阿拉伯语中找到相似或相近的词语。例如，“仁”字译为“Muru’ah”，表示“完美人格”，而“仁”在儒家学说中也着眼于“人”，二者对应性和契合度较高。虽然如此，“阿拉伯语中还存在很多看似和中文术语相似，实则内涵差距较大的词语。如果直接照搬，可能会引起误读，这是在外译时需要格外注意的。”薛庆国说。
交流互鉴，润物无声
从术语学角度看，术语一般具有系统性、单义性、定义性等特征，但许多中国思想文化概念并不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理解为思想文化关键词(key concepts)。”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郑述谱认为，“我们不能削足适履、画地为牢，把不符合术语学要求的概念都排除在外。例如，‘和为贵’本身不是词语，而是一个命题判断。但不能因此抛弃这个阐述儒家处理人际关系重要原则的表达。只要它具有传播价值，外译就是有意义的。”
郑述谱还指出，外译必然带来意涵偏移的问题，没有绝对的正确。好的译法是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被广泛接受的。在这个过程中，交流比正确更重要，交流才能促进更深层次的理解。
“研习翻译中国思想文化内容，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泰国青年学者沈瑞芝还举例说道，“传统中医药文本中的‘毒’，有时可能指的是‘药’。这让我逐渐意识到，现代西方文化‘非黑即白’的思维习惯把一切事物都划分得十分清晰。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则更具有包容性和辩证性。”
既然交流是思想文化术语外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我们交流的对象是谁？黄友义认为，是那些“想学习一点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他们想知道中国人所说的‘礼’‘天’等概念是什么，这些概念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这时候参考一下术语图书，就清晰了。”黄友义说，尽管每条术语的释义只有二三百字，但这凝结了中国学者多年的研究心血。
术语外译可为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本的知识框架和语义基础。思想文化术语外译则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哲学和人文精神，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思想文化术语外译的传播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相关研究者和译者的每一分努力，都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作出了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需要加倍努力，但也需要有耐心，想让外国人一下接受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是不现实的。‘润物无声’式的潜移默化，对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可能会更好。”郑述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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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忠 【编辑:黎泽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