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7日电 题：邓丽君诞辰70年，全球华人不断纪念是在纪念什么？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白惠元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5月8日是邓丽君逝世28周年的日子，来自全球的邓丽君歌迷陆续前往她的长眠地——位于台湾新北市金宝山筠园悼念。
近30年来，包括两岸及港澳中国人在内的全球华人每年定时纪念邓丽君，这位传奇歌者好似从未走远。今年也是邓丽君诞辰70周年，一些过去不常见的影像被发掘并发布在社交平台，展现着熟悉面孔下的另一面，关于她的记忆愈发清晰。邓丽君承载着跨越流行时代的哪些文化符号？人们不断地纪念，是在纪念什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白惠元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除了是华语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指标人物，邓丽君对于包括两岸及港澳中国人在内的全球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惠元：邓丽君最重要的就是让全球华人都听见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已超越了国界。邓丽君现象有助于我们寻找中华文化内部的一种通约性，实现跨地域的共情。
我认为，邓丽君是港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指标性人物之一。但邓丽君又很特别，因为她主要是翻唱歌手，很多歌都是经过她的演绎才成为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邓丽君的演唱能让全球华人听见，基于四个特性。首先是古典性，邓丽君学过黄梅调，1982年推出过一张根据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专辑《淡淡幽情》，我们熟悉的《独上西楼》就来自其中，她很早就尝试把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当代转化。其次是民间性，她翻唱过《凤阳花鼓》《晚风花香》《望春风》等中国民歌，通过歌声展现中国不同地域的人文地理风貌。第三是都市性，她还有部分作品是翻唱反映20世纪30、40年代上海的时代曲，如《天涯歌女》《四季歌》，她的演唱方式和周璇等大上海女歌星之间有一种互文、传承的关系。第四是亚洲性，听众比较熟悉的《甜蜜蜜》原是印尼民歌，像《再见我的爱人》《我只在乎你》等则源于日本流行音乐。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性。邓丽君在眷村长大，父亲是河北人、母亲是山东人，她也一直强调自己对于祖国、对于民族的认同。
中新社记者：在20世纪的70、80年代，邓丽君的音乐是如何辐射香港《新百胜线上平台》及东南亚社会的？
白惠元：邓丽君首先是在台湾成长，她的音乐流传到香港，后来她又去了日本，这本身就呈现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流动性。在中华文化内部，邓丽君的表演能唤起跨地域听众的集体记忆，就像她歌中反复演唱的“月亮”一样，具有情感的丰富性和强大的召唤力。当然，在不同地域流传时，邓丽君对人们的意味也有些许不同，凝聚着人们不同的想象。
对于大陆来说，邓丽君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标记。她柔软的声音，进入到那一代年轻人的“情感结构”之中。香港电影《甜蜜蜜》《千言万语》以邓丽君歌曲为名字，勾连时代变迁，召唤着香港民众关于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台湾，比较典型的是著名导演李行拍摄的电影《小城故事》和《原乡人》，都是请邓丽君演唱主题曲，所强调的也都是中华文化传统。不止如此，邓丽君在日本发展，她的歌曲在后来的日本电影中也留下了时代记忆，比如岩井俊二《燕尾蝶》、是枝裕和《比海更深》等。可以看出，邓丽君不只是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亚洲。
中新社记者：在20世纪70、80、90年代，为什么大陆会那么风靡邓丽君的歌曲？她对于那个年代的大陆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惠元：那个年代，很多人说邓丽君的演唱是“靡靡之音”，这和她的演唱方式有关。她是一种气声唱法，把说话的声音带到了演唱里，把日常生活带到了音乐中。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歌唱的宏大叙事和严肃表达，她尤其热爱歌唱爱情，这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启蒙话语形成了呼应，也起到了思想解放的效果。在时代语境中，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文学界则表现为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小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唱法出现了很多模仿者，比如大陆的杨钰莹等。1995年，王菲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去致敬偶像邓丽君，就叫《菲靡靡之音》。
不能回避的是，邓丽君在大陆开始流行时，很多年轻人是“偷听”到她的音乐。从海峡对岸飘来“靡靡之音”，某种程度上预告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岸从对峙走向交流，构成了一种跨越政治界限的共同情感记忆。这些歌曲成了那一代人在那一时期的私人回忆，在这个意义上，邓丽君和许多人的人生烙印紧密结合。
她的歌曲内容是无关现实政治的，恰恰是这种风格，能在当下语境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实现“软着陆”，起到春风化雨的美学效果。两岸青年之间共同文化记忆的塑造，是很多文化机构、媒体在一直尝试的事。最近湖南卫视的节目《声生不息·宝岛季》也通过台湾综艺节目常出现的街访环节，寻找着两岸青年的共同音乐记忆。而故事的另一面是，“邓丽君唱法”的后继者们开始尝试“柔软”地唱出共同体想象，从李谷一《乡恋》、苏小明《军港之夜》，到杨钰莹《十送红军》、王菲《我和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形象拓展了我们对“主旋律”的理解空间。
总之，邓丽君是一个开始，但肯定不是终结。
中新社记者：实际上，邓丽君这一批明星当红的岁月，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还没有出生。但却并不妨碍今天的“00后”们怀旧。这是为什么？
白惠元：从歌声角度看，邓丽君的声音给“00后”带来了一种“治愈系”的美好感觉，她温润、舒缓、松弛、轻柔的歌声，有效疗愈了现代生活的速度焦虑。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邓丽君的歌声响起，它都会触发一种强烈的、具身的情动效果，将网络碎片迅速整合为一种共情力。
歌声之外，邓丽君幽默机智的现场对答也在当下短视频平台获得了较高热度。在这些近乎脱口秀的语言场景中，邓丽君展现了现代女性的自信、爽朗、亲和、独立。比如，在著名的“邓丽君说山东话”短视频中，她流畅的山东方言就赢得了“00后”的弹幕狂欢。我想，在这“对答如流”的背后，正是邓丽君真实流淌的故土情结与身份认同。
在“00后”对邓丽君的评价中，最常出现的词是“优雅”。这是近年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现象：“00后”越来越喜欢从中国古典文化内部发掘一种“原生的优雅”，包括关于故宫的、中国文物的“出圈”纪录片，也包括舞蹈《只此青绿》等。青年人在这里找到了一种认同，他们成长于“中国崛起”的年代，从带有中国古典气质的“优雅”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文化自信。
在这样一个维度上，他们再次发现了邓丽君的“优雅”，这是当下追求流行的年轻世代和邓丽君产生的微妙碰撞。(完)
受访者简介：
白惠元，文化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电影与大众文化。著有《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曾获第五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电影艺术》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部分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