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盛松成 何雨霖
二季度以来，部分经济指标弱于预期，反映出目前我国经济恢复仍不均衡。6月央行下调政策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也随之下调。一些市场声音认为此举意味着政策利率已开启下行通道。然而，短期内进一步降息真的能够有效拉动消费和投资吗？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由于经济主体预期尚未实质性改善、风险偏好下降，以及资产价格较为低迷，目前我国消费和投资的利率弹性并不高，短期内进一步降息对刺激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有限。尤其是，消费和投资的耦合关系会进一步弱化总需求利率弹性。尽管对于个体而言，消费和储蓄（对应着投资）是此消彼长的，但在宏观经济循环中，投资和消费并非孤立关系，二者都是经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也就是说，总需求利率弹性并不是消费利率弹性和投资利率弹性的简单相加，而更可能具有乘数效应。居民消费不振将降低企业投资需求，投资疲弱会进一步引致就业、收入和消费不旺，最终传导至总需求。综合考虑到当下社会、经济和民生环境，目前我国不具备持续降息的宏观条件和基础。
在经济上行期消费和投资往往对利率变动较为敏感
“利率弹性”，即1个单位的利率变动对其他经济变量（比如消费和投资）的影响程度。经济学理论对利率弹性的描述比较简单，但现实生活中利率弹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从而最终影响和决定利率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具体表现为居民储蓄需求和企业融资需求，并由此分别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居民收入可支配为消费和储蓄。给定一定的收入水平，消费利率弹性与储蓄利率弹性呈对称关系。从理论上讲，实际利率变动对储蓄的影响既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两者的变动方向相反，最终利率对储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为了测算我国经济上行期和下行期储蓄和融资的利率弹性，我们将1997年至今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东亚金融危机时期（1997~1999年），我国首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同时伴随着通货紧缩、失业增加、国内金融风险逐渐暴露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艰难等问题；（2）高速增长时期（2000~2007年），我国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通胀水平逐步走高；（3）平稳增长时期（2008~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都较平稳；（4）疫情及疫后时期（2020年至今），我国经济增速大幅波动并有所下滑，通胀水平出现较明显下行。阶段一和阶段四可看作是经济下行期，阶段二和阶段三可看作是经济上行期。
经测算，在以上四个阶段，实际存款利率与储蓄月度增量变动趋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2、0.45、0.44和0.02。这表明，在经济上行期（阶段二和阶段三），储蓄利率弹性较高且显著，而经济下行期（阶段一和阶段四）储蓄利率弹性较低且不显著。一般来讲，在经济上行期，居民收入增加较快，投资意愿强烈。伴随着利率走高，居民更愿意追求投资收益，储蓄利率弹性的“替代效应”较明显，从而表现为储蓄利率弹性较高。储蓄增加同时带来消费降低，由此消费利率弹性也较高。在经济下行期，居民收入预期转弱，更为厌恶风险。伴随着利率走低，居民预期未来存款收益减少，选择增加储蓄以提高未来收入水平，从而延迟当期消费，储蓄利率弹性的“收入效应”较明显，因此储蓄利率弹性和消费利率弹性均处于较低水平。
在以上四个阶段，实际贷款利率与贷款月度增量变动趋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3、-0.40、
-0.68和0.33。由此可见，在经济上行期（阶段二和阶段三），贷款利率弹性较高并显著，这符合一般理论规律，而经济下行期（阶段一和阶段四）贷款利率弹性较低且不显著，这或与一般理论规律相悖。总体而言，在经济上行期，企业资本回报率较高，投融资意愿较强，企业融资需求对利率较敏感，由此投资需求利率弹性较高。而在经济下行期，企业资本回报率较低，投融资意愿不强，加之国企与民企融资环境存在差异，企业融资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投资利率弹性并不高。
除经济基本面外，市场主体对未来利率走势预期也将影响利率弹性。在经济上行期，中央银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可以持续加息，而且理论上加息是可以没有上限的。市场也将随之调高未来利率预期，从而调整即期消费和投资需求选择，于是货币政策调控呈现明显效果。而在经济下行期，中央银行利率工具将面临“零利率下限”的限制，这意味着央行无法持续调低利率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市场主体基于这一预期也就对当下提高消费和投资有所顾虑，致使经济复苏较缓慢，表现为货币政策调控出现“推绳子”的局面。
目前避险情绪降低了居民部门消费利率弹性
近日多家银行宣布下调存款产品利率，存款包括理财产品收益率已经步入下行通道。同时，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增速在疫情后明显放缓。其中，2023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5.8%左右，这与疫情前的增速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2015~2019年增速中枢在9%左右）。4月和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恢复，但环比（季调后）仅分别增长0.2%和0.42%。利率下行与消费降速同时存在，这意味着单单依靠降低存款利率可能难以带来居民消费的提升，其中有诸多原因。
首先，预期收入下降和物价下行导致即期消费需求不足。在经济下行期，当预期未来收入下降时，居民会审慎考虑当下的消费选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消费者收入预期指数仅为104.3，为有统计记录以来的同期历史最低位，这会对即期消费产生一定冲击。与此同时，2023年1月至5月CPI同比增速分别为2.1%、1%、0.7%、0.1%和0.2%，增速下降并持续在低位运行。人们对未来物价继续下行的预期可能随物价下行时间变长而更加固化，甚至推迟消费以等待更合适的价格，尤其是非必需或耐用品的消费。这可能会引致物价的进一步下跌，从而出现“预期自我实现”。
其次，资产价格低迷将强化居民降杠杆意愿，进一步抑制消费。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较为低迷，以中长期按揭贷款购房的居民的资产端预期收益开始下降，甚至可能低于负债端成本（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虽降但幅度有限），同时居民储蓄收益也在走低，因而缩减负债规模（降杠杆）可以有效减轻居民利息负担，人们提前还贷意愿上升。这意味着部分居民储蓄被用来偿债，而不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状况不佳的居民而言，房地产价格走低还可能引发资不抵债甚至是还贷违约，进而直接挫伤消费需求。近一年来（2022年6月~2023年5月）住户每月新增中长期贷款规模平均为2170亿元，较2020~2021年间（不考虑2022年春疫情影响）每月平均少增加2843亿元，这不仅反映出当下房地产销售市场的疲软态势，也与居民大量提前还贷有关。
最后，居民风险偏好逐渐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累积，也会拖累当前消费。疫后实体经济的复苏尚需时日，经济循环阻滞摩擦未消，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居高不下。面对不确定性，居民选择加大预防性储蓄，持币数量持续上升。从2020年初至2023年5月，居民每月新增存款规模平均为1.2万亿元，较2017~2019年间每月平均多增加近0.6万亿元。其中，定期存款占比已从2020年1月的63.3%升至2023年4月的71%。对预防性储蓄需求而言，最为关键的是资金安全性和便利性，而并非利息的高低。因此，降息并不会带来预防性储蓄规模下降，因而难以实现刺激消费增加的预期目标，反而可能促使人们进一步增加储蓄。这与经济下行期消费缺乏利率弹性的现象是一致的。上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中央银行采取连续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但最终收效甚微——在储蓄利率较低的情况下，居民仍然坚持选择预防性储蓄。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群体居民的储蓄利率弹性存在差异。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其消费支出多为刚性必需品，且缺乏投资和保险工具，因此更偏好将收入进行储蓄，储蓄利率弹性自然较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则相对较低。因此，如果降息不能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消费，那对整体消费拉动作用也是有限的。
民企融资供需双弱，融资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降低投资利率弹性
疫情以来，我国央行始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商业银行整体资金供应也较充足。社会融资规模和广义货币增速一直维持在10%左右。今年3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仅为3.95%，较去年同期下降0.41个百分点，为近几年来新低。尽管如此，利率下降并未带来投资增速明显提升。今年1~5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仅为4.0%，同比下滑2.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放缓更为明显，累计增速仅为-0.1%，同比更是下滑4.2个百分点。目前进一步降低利率对刺激投融资的边际效果可能有限。
从融资需求看，民营企业资产规模相对较小、抵御风险冲击能力较弱，在经济下行时期投融资需求缩减程度较大型企业更为明显。加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客观存在，其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贷款，而非利率水平。因此，利率调整对中小和民营企业的投资决策不会有太大影响。大企业尤其是国企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大、抵御冲击能力较强，利率水平并非国企投融资决策的核心考虑因素，因此其贷款决策本身对利率水平亦不敏感。国企在今年一季度仍获得1万多亿元的利润（同比增12.4%），在全年经济增速目标下融资需求表现稳定。
从资金供给看，在经济下行期通常伴随着资产价格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金供给方为企业提供资金的意愿，造成企业融资能力下降。当资产价格下降时，企业净值资产减少会带来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企业外部融资受阻的情况下往往会缩减投资，由此出现产出下降、失业上升。经济活动萎缩推动企业净值进一步下降，投资继续缩减。这便是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也是日本泡沫经济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具体表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得融资（包括债券融资、信用贷款等），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较为单一，大多数为抵押贷款，且抵押品多为房产、土地等不动产，上述机制在其经营过程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国企和民企贷款规模缺乏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债券融资数据看出些许端倪。2023年1~5月，民营企业债券净融资规模较去年同期缩减843.2亿元，信用利差（AAA级）抬升59个基点；国企债券净融资规模较去年同期仅缩减57.4亿元，信用利差（AAA级）仅抬升4个基点。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与民企融资状况不佳不无关系。
持续降息的分配效应值得关注
我国目前消费和投资利率弹性不高制约了政策利率工具的效果发挥。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利率市场化仍在推进、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人民币国际地位还不高、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有待提升、房住不炒政策定位将长期坚持等，我国目前并不具备持续和大幅降息的社会、经济和民生基础。
从更深层次看，由于利率弹性较低，持续下调政策利率对消费储蓄和投融资规模的影响并不强，反而将表现为经济主体间的利润分配。尽管政策利率下调会引导LPR下行，带来企业利息支出减少，但这终究只是局部、静态、短期的现象，我们亟待从全局、动态、长期的视角去思考，持续降息背景下，企业、商业银行和居民部门间利润分配情况。
一方面，考虑到目前商业银行贷款主要流向国企，表面上看降息可以降低利息支出，提高国企向财政上缴的利润。但是，持续降息引导LPR下行会缩小商业银行存贷利差，导致银行利润下降。作为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六大商业银行和三大政策性银行同样有向财政上缴利润的义务，财政部安排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也是我国的惯例做法，是统筹财政资源、跨年度调节资金的重要手段。这意味着，持续降息可能导致“国家账本”出现“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的结果，并不能实现充实国库资金的预期效果。与此同时，我国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由商业银行持有（2023年5月末，我国国债中68.8%、地方政府债中85.5%由商业银行持有），持续降息虽能减轻中央和地方政府利息负担，改善财政状况，但这同样会使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债券利率下行对财政状况的改善程度。从这也看出，我国财政状况改善的关键和根本在于提振经济增长，而非降低政策利率水平。
另一方面，为维持一定的存贷利差，商业银行也倾向于缓慢调降存款利率，此番操作将商业银行利息收入下降压力转嫁至居民，从而导致居民存款收益减少。这不利于刺激居民消费，进而难以提高企业投资意愿。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主体预期不稳、风险偏好下降和资产价格低迷，目前我国消费和投资的利率弹性并不高，持续下调政策利率对推动居民降低储蓄、增加消费的效果有限，对刺激实体企业扩大投资和融资的边际效果也不强，反而会呈现较明显的分配效应，导致“国家账本”出现“左口袋进、右口袋出”，以及居民向商业银行和企业进行转移支付的现象。这些都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而有限”的。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恢复常态化运行的过程中，未来需要推出和落实各项改革、创新的政策举措，解决导致利率弹性不高的深层次问题，为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环境，提振经济主体信心。
（盛松成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何雨霖系上海黄金交易所和复旦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2022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入选者，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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