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济南11月12日电 题：中国清代小说《聊斋志异》对西方文学有何影响？
——专访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平
作者 王采怡
2023年，中国歌手刀郎创作的新歌《罗刹海市》走红，其创作来源《聊斋志异》也广受关注。被誉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巅峰之作”的《聊斋志异》由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创作，是一部恢诡谲怪的志怪小说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西方文学产生影响。
《聊斋志异》有何艺术特点？与西方的志怪小说存在哪些区别？对西方文学有何影响？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平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刀郎新歌《罗刹海市》火遍全网，歌曲中的许多典故来自《聊斋志异》中的一篇同名小说。《聊斋志异》中的《罗刹海市》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王平：蒲松龄《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短篇小说，大都运用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反映现实社会，或讥讽、或批判、或寄托理想。表面上看光怪陆离，甚至荒诞不经，但其实质却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联，寓意深远。鲁迅先生用“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八字概括了这一特点。《罗刹海市》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篇。
《罗刹海市》写的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美少年马骥，泛海经商，突遇飓风，被吹到了两万六千多里之外的大罗刹国。所谓“罗刹”是梵语音译，即“恶鬼”之意。这里不仅以貌取人，更可笑的是，他们完全是美丑颠倒。马骥这样俊美的少年被视为丑陋，但当马骥涂上煤灰扮作张飞时，他们反而大呼“何前媸而今妍也”。后来，马骥又来到海市，被请到龙宫，终于得以施展才华。
蒲松龄从三方面揭示了这篇小说的主旨：第一，“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批判了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第二，“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揭示了社会的虚伪；第三，“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中新社记者：《聊斋志异》被誉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中的巅峰之作，学者马瑞芳称蒲松龄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为何拥有如此高的评价？
王平：《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集《捕鱼大作战2D破解版》大成者。蒲松龄及《聊斋志异》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评价，其根本原因在于，蒲松龄的文学家天赋使《聊斋志异》具备独特鲜明的
首先，蒲松龄最善于描写人鬼之恋、人狐之恋，表现超越生死的真挚爱情，缠绵悱恻、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其次，《聊斋志异》具有“幻而不怪，奇而不诞”的特色，运用了人们都能体验领会而又略感迷离恍惚、奇妙莫测的直觉，以实现真幻结合、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聊斋志异》的愉悦特征尤为显著，这表现于狐鬼形象、情节结构及创作风格风趣幽默等多个方面。为了增强小说的愉悦性，《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从情节上看，《聊斋志异》的故事结构张弛有序，急缓相济，许多作品都极具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同时还富有生活气息和机智幽默的情趣。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大，志怪小说聚焦的风格、主题也各有不同。《聊斋志异》这本中式志怪小说与西方志怪小说有何区别？
王平：西方文学史上也出现过不少神话志怪作品，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聊斋志异》与西方的鬼怪小说存在明显差异。从根源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型文化、中东型文化不同，希腊型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东型文化注重人与神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则注重人与人的关系。
古希腊神话中的妖怪们，大都是人和兽的结合体，例如半人半蛇的厄客德娜、半人半牛怪的弥诺陶洛斯；或是动物和动物的结合体，例如拥有两个狗头、一条蛇尾的俄耳托斯等。这些超现实的物种形态，突显了对异族的丑化及对自然物的敌化。
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都称作“他者”，通过定义“他者”，从而真正认识自我，两者相互依存。实际上妖怪就是伴随着“他者”产生，妖怪代表歹恶凶残，但只要有英雄的存在，他们便无法作恶。这种善恶的对立关系，体现了人的价值及古希腊人对自我的肯定。
妖怪形象还是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敬畏的表现。他们对神秘莫测、变化无常的自然和外界，既敬重又恐惧，于是将自己战胜不了的事物或奉为神灵求其庇佑，或将一切恶的事物诅咒为妖魔，用神的力量反制他们，这样既保护了自己，又消除了罪恶。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所谓“人文”或“人道”，都是相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专指人与人的关系。受这种以人为中心、以现世今生为目的的文化心理影响，中国小说即使是志怪传奇类型的，也把基础奠基于人间，重视小说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作用。
三国至隋朝时期的中国志怪小说中，有些题材来源于佛经，但在小说家手中却大异其趣——不再是弘扬佛法、执着于来世，而成为人生现实的写照，如东晋史学家干宝所撰《搜神记》中的“卢汾梦入蚁穴”喻人生如梦幻，“紫玉韩重”赞美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
至唐朝，传奇小说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更为密切。李朝威的《柳毅传》在人神相恋的故事中，突出了柳毅的正直和勇敢。沈既济的《任氏传》虽处处赞美狐女任氏的纤丽多情、聪明勇敢，但最终还是“殉人以至死”。故鲁迅先生说：“言妖狐幻化，终于守志殉人，‘虽今之妇人有不如者’，亦讽世之作也。”
《聊斋志异》植根于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无论故事情节如何幻化，都始终面向人生现实，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人文主义的传统文化心理相一致，同时带有鲜明时代特色。
中新社记者：《聊斋志异》写于清朝，译本也在西方流传。该书对西方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平：《聊斋志异》最早的刻本青柯亭本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问世后，很快便流传到海外，迄今已有英、法、德、俄、日等20多个语种的选译本、全译本，对西方文学、文化乃至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西方译者往往根据自身文化环境、文学传统来选择翻译对象。由于翻译者的国度、民族、身份及思考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介绍与翻译亦大不相同。
从故事本身来看，他们翻译《聊斋志异》时，很少考虑《聊斋志异》里的伦理观念和教化思想，多选择那些趣味性较强或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作品。如最早被外国人翻译的两篇小说《种梨》与《骂鸭》，都是故事性很强的小说，国外学者看中的是老道士“种梨”这一古怪行为，而对故事中教化人们要有乐善好施的品德则很少关注；而对于《骂鸭》，国外学者可能会产生各种联想，如妖魔附身等。
从译者身份来看，学者多翻译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作品，如《考城隍》《胭脂》；传教士多翻译有神异色彩的篇章，如《崂山道士》；女性汉学家多翻译具有诗意内容的，如《黄英》。尽管外国读者很难了解《聊斋志异》全貌，只是选择性接受部分文本，但毕竟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
《聊斋志异》用文言文写成，对普通外国受众来说，读原文困难较大，更难的是其中知识背景的差异。为解决这个问题，许多翻译者会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进行部分改动。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把《孙必振》译为《A Chinese Jonah》，把《折狱》译成《A Chinese Solomon》，把《太原狱》译成《Another Solomon》，分别化用《圣经》中的人物来代替具有类似品格或经历的文学角色。此外，他还把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与西方历史、神话中的人物进行互换，如汉朝谋臣陈平与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尤利西斯(Ulysses)、汉朝辩士曹丘与罗马帝国外交家梅塞纳斯(Maecenas)等。
相比选择性翻译、创造性误读，深层次互诠互释则对译者提出更高要求，因为它基于共性认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增加对《聊斋志异》的知识积累，形成带有普遍性的观点看法。
许多海外研究者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把不同文化间的关系理解为主体间的关系，把文化间的交流看作主体间的互相创造、互相启发、共同发展。在西方理论、中国实际、现实生活、细读文本等要素相结合基础上进行诠释。
如美籍华裔学者杨瑞对《婴宁》解读时，认为在使用西方理论时不能忽略东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差别，西方家庭中孩子的“过渡物”多是物品，而传统中国家庭中孩子的“过渡物”多是人。再如诠释《石清虚》时，美国学者C.理查德·贝克和里克·斯蒂芬·海斯认为，有必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态度，来化解当代西方社会的诸种矛盾，建立一个更符合人性模式的世界。
这些《聊斋志异》海外诠释的尝试，逐步累积中外文化融合的积极因素，不断把文化融合推向更深层次、更大范围，从而真正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产生现实影响。(完)
受访者简介：
王平，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聊斋学会(筹)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与元明清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先后出版了《聊斋创作心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明清小说传播研究》《古典小说与古代文化讲演录》《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播研究》《明清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序跋研究》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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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清顺 【编辑:罗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