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多样、文化多元和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化对人类文明互动关系的认知，加强文明对话，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王震中表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多次强调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承、创新和发展的概括。“要实现‘两创’，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依托学科化推动传统文化实现‘两创’；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而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就像车的两个轮子，只有双轮驱动，我们前进的方向才不会走歪，前进的步伐才会铿锵有力。”
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离不开翻译工作者发挥的桥梁作用。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结合自己多年的翻译实践表示，“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化，也不单是文学的交流，它是在拓展思想的疆域。中西关系、古今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翻译工作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主要是把西方的东西译进来，现在则是要译出去，一种思想一种话语要走出去，必须与文化、话语体系相互作用《来彩》，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跨文化对话交流存在文化不平衡、显性的中西比较上的遮蔽等困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兼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围绕“跨文化对话的困境与因应之道”指出，“为破解困境，我们需要努力理解他人的不理解，应用他者的框架来进行自我叙事，并实现理解上的范式转化。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并不是自显高明，并不是价值输出，也不是一个形象宣传，而是在相互的尊重和欣赏当中、在互利互惠当中，促进人类共同的福祉。”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大学中西书院特聘教授刘迎胜谈论了历史研究的亚洲文明视角，指出传统的国别史或区域史研究往往仅关注一国史或两国交流史研究，从而影响了对历史全局的认知，历史研究需要有一个跨越国别史、双边关系史研究的视角。亚洲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四大文明古国，亚洲有其三。亚洲文明，自古以来便在交流对话中不断前行，将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宏观视域与基于史料的微观实证研究相结合，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放眼世界，关注脚下”的亚洲文明视角将有助于突破现有理论的一些局限，书写全新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