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个人收入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各阶段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人民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以每年大约5%的幅度增长。1999年，高等院校首次大规模扩招，当年录取新生比1998年增加44%，达到154.7万人。此后，高校规模持续扩大，大学毕业生人数也逐年增加。2002年仅为134万人，而2022年首次突破千万人，达到1076万人；预期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158万人。中国高等教育在20年间基本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
高校扩张所产生的大量高技能劳动者为我国经济增长由要素及类型驱动向创新驱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越来越多的行业、企业逐渐采用和开发新技术，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逐步提高。尽管如此，随着每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大学毕业生“《盛世线路入口～盛世集团》就业难”“起薪低”日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大学毕业生内部不同群体在就业时表现的巨大分化。重点大学(如985、211院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备受青睐，他们面临的往往是如何在多个录用单位中选择最好的机会；而很多普通大学毕业生则经常在招聘会上即被拒之门外，或者简历无人问津。事实上，由于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来自普通大学，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起薪低”现象更多时候是针对这一群体。
大学文凭对个人求职，究竟影响几何？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考不上名牌大学就是“世界末日”，甚至要因此而放弃接受大学教育？
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理解两个事实：第一，大学文凭可能只有两类，但每个个体的能力千差万别，后者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经常被媒体所忽略；第二，我们通常谈论重点大学文凭举足轻重的作用，核心焦点是它对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的影响，但忽略了在每个个体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文凭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笔者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文凭也许会褪色，但个人技能的价值恒久远。
总体而言，在过去十多年间，由于大学毕业生的增加迅速和相应高技能岗位的增加不足，供需的相对不平衡造成全社会年轻大学毕业生(35岁以下)相对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溢价由大约50%降低到大约30%，即近年来35岁以下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较高中毕业生平均高出30%。这中间绝大多数是普通大学的毕业生。
同时，个人能力较高的大学毕业生比个人能力低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高出10%——这一差距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基本保持不变。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由于对技能的需求更大，个人能力的工资溢价在近年来呈现出上升趋势，有些年份接近2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每一个大学毕业生而言，重点大学文凭相对于普通大学文凭的工资溢价在个人全部职业生涯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当前中国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个人工资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大学毕业生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时，在应聘者日益增加、雇主人力资源有限情况下，雇主在招聘过程中难以逐个甄别个人能力，毕业学校的声誉就成为招聘过程和决定工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重点大学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的“敲门砖”优势就来源于此。
这实际上可以用经济学里经典的“统计性歧视”理论来说明，即在雇主和应聘者对后者能力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雇主用应聘者群体特征来作为个体特征的近似，以减少交易成本和风险。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雇主能够越来越准确地观察到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工资对毕业学校声誉的依赖程度渐弱，而个人实际工作能力越来越成为工资决定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当我们以重点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作为决策依据时，就不能仅考虑初入职场的优势，而必须全面考虑重点大学教育在个人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回报、及个人实际工作能力的作用。
进入职场后，重点高校文凭是否仍有优势？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重点大学毕业生相对于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初入职场时的平均工资溢价大约为30%，但这一溢价随着工作经验逐年下降。在工作三到五年之后，两类毕业生的工资基本无差别。与此同时，个人能力较高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能力溢价都会接近20%，并且这一溢价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基本持平。重点大学工资溢价随职业发展而下降的趋势及个人能力在职业生涯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加明显，同样是因为这些地区市场竞争更为激烈、雇主对个人能力对企业盈利的实际贡献更为重视。
因此，不论是从宏观上劳动力市场的演变趋势还是微观上每个人的职业生涯来看，个人能力都至关重要。在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个人能力的一个综合指标；现实中，这个综合指标与大学生求职时经常列在简历中的成就高度相关，如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在校期间获得奖学金，有辅修专业或二专，有过实习经历等，这些成就的重要性并不依赖于是否毕业于重点大学。
所以，大学期间努力提升个人能力，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短期内会有助于在毕业时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中长期则会带来更优异的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