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哈力克
发于2023.3.6总第1082期《中国新闻周刊》
“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整治过分追求生活‘精致化’、品味‘高端化’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2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一文，16次点名金融，5次提到风险。对金融、央企领域和行业“四风”的认识表述更具体，传递出的信号也更加明确，较为罕见。
“金融精英论”本质是特权思维
不同于日常自嘲，在反腐领域，“金融精英论”更具有严肃性，其滋生的错误观念和行为，成为诸多金融人士落马原因之一。
“‘金融精英’这种提法会给金融从业者带来心理上的虚荣、政治站位上的偏差，以为自己是精英，理应享受更多。在这种理念下，就会过分追求奢靡生活。”庄德水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月1日被通报“双开”的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王业，是今年以来首个在通报中被指“生活奢靡”的中央一级金融单位落马干部。通报提到，王业“靠金融吃金融”；长期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消费卡，违规接受宴请、旅游活动安排；生活奢靡，贪图享乐。
此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梳理发现，2022年至今，除了王业，至少还有5名落马的中央一级金融单位干部，在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被指生活奢靡，奉行奢靡享乐主义。
例如，开豪车戴名表，热衷收藏高档酒水，追求低级趣味的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于化源。被指生活奢靡，接受宴请必喝茅台酒，以“茅台酒品鉴专家”自居，违规收受茅台酒数以百计的江西银保监局原二级巡视员章莳安。
“‘金融精英论’其实是近年来一些金融领导干部落马后对其奢靡享乐之举所找的借口。这也暴露出我们一些领导干部认为，获得较高的收入或者把国家资源、单位资源化为己用是理所当然的，对中国特色金融和国有企业的政治性、人民属性认识错误。” 冠苕咨询创始人、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说。
“最初社会谈论金融精英，是一种客观描述。因为金融行业相对来说收入比较高，的确吸引了很多非常有才华的人加入。但一些从业者自视甚高，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用受约束。金融领域也出现了很多腐败事件，并且往往与各类市场风险交织，在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现在再谈论‘金融精英论’，变得不那么合时宜，有一些‘变味’。”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正平说。
有专家认为，追求奢靡生活最终落马的“金融精英”，背后是贪欲膨胀，滋生出攀比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刊文指出，党员领导干部的攀比常常来自心态失衡。跟商人老板相比，他们认为自己“功劳大”，理应得到更多回报，“吃亏”的念头日积月累，“补偿”的心态就会日益凸显。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福波看到其他公司老总出差坐头等舱、请客喝茅台、出行坐高档越野车，便开始违背初心，最终在盲目攀比中蜕化为腐败分子。
“金融业的高管，你打交道的人层面都比较高，人家私人飞机什么都有，所以自己就觉得心理上不平衡，意志薄弱，那就滑向深渊了。”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曾在反腐专题纪录片《零容忍》中表示。
除了盲目攀比，追求奢靡生活外，在庄德水看来，“金融精英”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特权意识的体现，以为自己身份不同，是反腐败的特殊人群。有业内《斯诺克在哪里投注》人士表示，特权是腐败的催化剂。近年来因特权思想严重，进而导致金融腐败的不在少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曾表示，在持续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缺失，特权思想严重，不收敛不收手，花样翻新搞“四风”。近期，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晓明和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原首席业务经理何方恩等落马金融干部就被指特权思想严重，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精英本身在社会中就是让人趋之若鹜的模仿对象。一些人自称‘金融精英’，并产生错误认识，以超出自己收入的水准过度追求奢靡生活，就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一旦金融从业者互相攀比，互相模仿，并以此为标准，就会导致整个金融领域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不利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也不利于纠治金融领域的‘四风’问题。”受访反腐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近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在工作报告中提出，针对隐藏在高档酒、“天价茶”“天价烟”、高价月饼等背后的享乐奢靡问题，精准发现、严肃查处。并强调，教育引导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不搞特殊化，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庄德水表示，在中央八项规定面前，在纠治“四风”面前，不管是否精英，只要是党员领导干部，只要是公职人员，都应当遵守党纪国法，都应该自觉地以良好的党风来推动社会政风的改进。
金融行业很重要，但并不特殊
“过去一个时期，金融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基础薄弱，金融‘特殊论’‘例外论’倾向突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加爱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次在线访谈中指出。
张正平认为，过去几十年金融改革不断推进，在支持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金融部门盈利能力较强，所以由此可能会产生地位超然的错觉，衍生出所谓的金融“例外论”和“特殊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曾对中信集团营销费用管理使用情况开展调研后指出，个别领导干部仍然存在“企业特殊论”“金融例外论”等思想偏差，有些营销环节业务人员认为企业的营利性质、工作内容、交往对象与党政机关不同，在纪律要求、行为标准上不宜“管得太死”。
一位农商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是和人打交道的行业，日常工作中难免会有些人情往来。但是如果不注意，觉得自己因为行业特殊性就可以被豁免，就会很容易越过红线，触犯党纪国法。”
“‘金融精英论’很容易产生‘特殊论’‘例外论’。一些金融从业者以为自己是精英，可以逃避遵纪守法义务，甚至认为，可以用钱或者资源交换来获取‘免死金牌’。”庄德水分析称。
他进一步表示，存在“特殊论”“例外论”错误思想的金融行业管理者，习惯于运用特殊的资源来谋取制度外的利益。并会出于自身垄断地位和特殊利益的考虑，来制定政策，不会主动对标中央对金融领域的管理要求，破坏了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就披露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背离政策导向、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例。
据专题片介绍，在强调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加大对制造业支持力度的背景下，孙德顺却背道而驰，在开会时直接要求全行立刻暂停所有制造业贷款，即便是贷款方拿着100%抵押也不能放贷。期间，中信银行贷款结构发生变化，房地产贷款增幅达到40%以上，制造业贷款则出现下降、幅度超过30%。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现，金融反腐风暴中，银行业成为“重灾区”。多数落马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均与授信、信贷审批有关，涉及权钱交易、审批权设租寻租、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等。
反腐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重点回顾了山西省地方金融领域腐败专案的审查调查情况。据专题片披露，榆次农商行原董事长曹双马收受“德御系”贿赂1725万元，为“德御系”多笔违规融资贷款大开绿灯。阳泉市商业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首明，原党委副书记、行长赵建涛收受巨额贿赂，先后为“德御系”关联企业累计违规融资上百亿元。在信贷业务上的违规操作，导致当地金融风险严重积累。
“我国目前金融体系当中，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而融资问题又是经济生活中很重要的金融业务，所以很容易在银行贷款环节出现腐败问题，加上银行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因此也更容易形成腐败。”张正平说。
“近年来，金融单位特别是商业银行的落马干部比例较高，这一方面和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机构数量最多、资产规模最大有关；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反腐督导比较薄弱。”周毅钦说。
他分析，银行业反腐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各类大中小型商业银行全面反腐；二是不少机构窝案频发；三是腐败重灾区集中在金融资源最主要的信贷领域；四是一把手落马的案件明显增加，五是官员退休后仍然倒追倒查。
周毅钦进一步表示，金融机构不是主要股东的摇钱树，高级管理人员也不能把金融机构打造成独立王国。在公司内部治理工作上，监管的力量比较薄弱。这些年实际上发布了大量相关文件紧急打补丁，未来在公司治理方面，金融监管应该着力加强现场督导和检查。建议鼓励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积极举报本机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奖励和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业内曾一度有过央行“特殊论”“例外论”的相关论调。
“人民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维持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它比较重要、特殊。但这应该是站在发挥功能的角度上看待，并不能由此就可以谈特殊、讲特权。尤其是在反腐问题上，这完全是两码事。”张正平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加爱参加在线访谈时也曾表示，央行是货币政策的“总闸门”、金融风险的“总关口”，承担的很多金融服务职能、管理的很多金融基础设施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一旦发生金融腐败和金融风险问题，必然危害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针对‘央行独立性’论调，我组专门到货币政策司讲党课，着重阐述如何认识货币政策的政治性、人民性、针对性、实效性。”徐加爱说。
在腐败问题上，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局系统也查处了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王永红、原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陈耀明在内的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有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是一个特殊行业，掌握着稀缺资源和庞大资产体量，风险点多面广，必须加强监督、严格管理。“需要坚决摒弃‘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论调。”
“金融‘特殊论’‘例外论’对整个金融领域的伤害是致命的。一方面，严重损害了金融领域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因为公众会通过行业流行的思潮来评价整个金融领域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这种论调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严重的腐败问题，权力运行就会脱离专门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破坏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形成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念。”庄德水说。
他指出，破除“金融精英论”，有助于解决金融“特殊论”“例外论”的论调。因此，首先要改变金融从业者的思想认知。要认识到，金融业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果，主要归功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经济的稳健增长。
“此外，围绕金融领域的权力运行特点、资源分配特点，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督和管理，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领域管理机制，防止金融资源沦为私人资源。要坚决查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交织的腐败。一定要防止政商勾结，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问题，还金融一个清朗的政治生态。”庄德水说。
“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并没有什么特殊。金融行业跟金钱打交道，其实更加需要从业者本身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要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张正平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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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秋福 【编辑:盐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