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燕
编 |吴戈
出品 |喻观财经
关于“火山口”说法的最早出处，来自证监会第二任主席周道炯。
1997年5月，时年64岁的周道炯交棒周正庆。在两任周主席的交接会上，周道炯戏称，他在“火山口”上坐了两年多，“现在非常庆幸，安全着陆了”。
接着，他对下一任周主席说：“该由你来坐和起飞了，相信你一定会比我飞得更好更安全。”
后来，当周正庆交棒第三位周主席——周小川时，同样用了“火山口”的说法。
直至第九任主席易会满，在上任后的首秀时亦坦言，上任首月便感受到了什么是“火山口”，并表示“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
2024年1月11日，“火山口”的原创者周道炯溘然长逝，上月他刚刚度过90岁生日。
周道炯执掌建行期间，不仅带领建行从昔日的财政出纳转变为“真正的银行”，还在高层一度考虑将建行合并到国家开发银行时据理力争，保住了建行的招牌。
坐镇证监会的两年多，被周道炯视为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作为 “救火队长”，他上任后妥善处理了“3·27”国债期货事件长虹转配红股上市事件、琼民源事件、“十二道金牌”等资本市场重要事件。
如果说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重在为资本市场“开荒、铺路、修轨道”，作为第二任主席的周道炯，则完善了证券监管体系，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不仅如此，曾有人总结，在历任主席中，周道炯任内的股市赚钱效应最好。
周道炯去世的一个多月前（2023年12月1日），曾在证监会共事的证监会原主席助理、中投公司原副总经理汪建熙病逝了，享年72岁。
周道炯和汪建熙任职证监会时，正值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风起云涌的上世纪90年代。两位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亲历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逐渐成长的过程。
三十年倏忽而过，“当时坐间英俊、强半已凋亡。”一个时代渐次落幕了。
30年老财政
周道炯生于上世纪30年代，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
周道炯90年的人生，在故乡安徽生活了半个世纪，其中前17年生活在农村。
早年周道炯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因身患血吸虫病辍学在家。虽然被迫离开校园，他并没有放弃读书，边治病边学习。
15岁的时候，周道炯参加了村里成立的农会，担任交通班班长，为游击队送信，走上了革命道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鸡毛信》，周道炯大概就如片中的主角“海娃”，为游击队送去一封封“鸡毛信”。
1950年5月，17岁的周道炯在歙县政府财政科，开启了职业生涯，从此与财政领域结缘。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一年多之后（1951年9月），周道炯便调入徽州专署财政科，从事审计工作。
1956年，周道炯调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在那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年代，他只用了六年便完成了县、州、省的梯次跃迁。
在省财政厅工作期间，周道炯是笔杆子，先后担任《安徽财政》编辑、副主编，并参与厅领导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周道炯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直至厅长。
在安徽财政厅期间，周道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冲击，1969年全家下放到农村，仿佛又回到了起点。
不过，后来向媒体忆及这段经历时，周道炯表示“人在逆境中不要气馁，在顺境中不要忘乎所以”。
周道炯在财政领域干了30多年，他曾总结自己作为财政厅厅长的工作经验：要敢于讲话，要讲真话，要出于公心，脸皮要厚，肚量要大。
周道炯在安徽生涯的最后一站，是出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其实他原本要出任分管财贸的副省长，却被中央“抢先”招揽进京。
十载建行人
1984年底，51岁的周道炯第一次离开安徽故乡，北上进入京城，出任第二任建行行长。
建行最初属于财政部的司局级单位，后来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单位，最初由建委和财政部代管，后改为受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双重领导，且以财政部为主。因此，作为老财政人的周道炯接任建行行长，是顺理成章之事。
周道炯的前任武博山亦是老革命出身的老财政人，彼时是以财政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执掌建行。
1984年12月3日，周道炯开始了执掌建行的岁月，到1994年4月，共执掌建行十年时间，是建行历任行长（董事长）任期最长的一位。
10年间，周道炯见证了建行向现代化银行转型和发展的历程。有人总结，周道炯任内的最大业绩，是带领建行完成了从以财政职能为主的行政化的银行，向财政职能和银行职能并举的国家专业银行的重大转变。
彼时总设计师对建行提出：
“应该起到杠杆作用，不光坐在那里算账、打算盘，也要广开门路，会做经济工作，会做生意。”
为此，在周道炯的带领下，建行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据媒体报道，“不失时机”和“锐意进取”，成为周道炯执掌建行时提得最多的两个词。
“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就大胆地干，要敢为人先，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周道炯经常对下属如是说。
自1985年起，凡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即“拨改贷”），建行开始实行利润留成的财务体制。同年，周道炯向财政部提出开办现金出纳业务的申请。
1986年12月，建行首次向央行申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成为其经营金融业务规范化的基础标志。
1987年，建行试点开办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向“真正的银行”迈出了重要一步。
此外，建行开始从国内金融市场走向国际市场，1986年开办了外汇业务，1987年开启第一个大型海外融资项目，实现了从内资业务向外资业务的突破。
建行的一个“敢为人先”之举，是率先开办住房金融业务。1985年4月，建行深圳分行南油办事处与南油房地产公司签订了“职工购房抵押贷款协议书”，对深圳南油公司卖给职工的85套住房实行按揭贷款，形成“楼宇按揭”的雏形。
1986年，建行抓住住房制度改革的机遇，率先开展房地产贷款和住房公积金业务，成为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先行者与创新者。
到1992年底，全国有30多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1687个县（市）委托建行办理房改金融业务。而那句“要住房到建行”，几乎成为同时期银行业最响亮的一句广告词。
1993年，建行还在四大国有银行中率先开始商业化改革，正式分离财政职能等政策性业务。
此外，周道炯还锐意进行混业经营探索，在“一业为主（银行），多种经营”的原则之下，建行对内成立了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建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房地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多个机构，并与摩根士丹利和新加坡财务公司合资成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对外则与日本野村证券和三菱公司合资成立友联国际租赁公司，并参股香港嘉华银行和大新银行等，初步构建了国际化和集团化的架构。
忆及这段建行岁月，周道炯曾对媒体总结为 “没有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
对于建行来说，周道炯还有一个重要贡献：保住招牌。
1993年5月，周道炯被抽调参与投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参与组建国家开发银行。彼时，中央一度考虑把建行合并到国家开发银行。在以周道炯为代表的建行领导的多方争取下，最终没有进行两行合并，建行依然是建行。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后，61岁的周道炯在1994年4月出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兼任建行监事会主席。
周道炯本人彼时可能也想不到，不久之后他又将开启新历程。
“火山口”上的救火队长
“资本市场才是真正的战场”，这是最近热播的根据金宇澄原著改编、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里的一句台词。
对于这句话，周道炯成为资本市场“看门人“后深有体会。
《繁花》讲述的是1992年-1994的沪上股市风云，从主人公宝总被炒股搭档之子寻仇到他的宿敌强总锒铛入狱为止。其中的一个剧情，演绎的是A股史上首次举牌之战“宝延风波”。
《繁花》故事发生的阶段，正值周道炯与资本市场产生交集之时。
1992年9月中旬，周道炯突然接到一个重要电话，被委任筹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下称“证券委”）并任常务副主任。
彼时，证券业务的监管归由央行证券管理办公室负责。后来出任证监会首席律师、副主席的高西庆向时任副总理朱先生汇报关于证券市场的情况时，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证券监管部门。
由于彼时证券市场仅有几只股票，规模尚小，这一提议当时并未被采纳。
时间很快来到1992年8月10日《皇冠滚球苹果app软件下载》，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逾百万人前来抢购，引发冲突和围攻，史称“8·10风波”。
这场风波让高层意识到证券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证券市场工作座谈会，成立专门的监管部门事宜迅速提上日程。
1992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宣布成立证券委和证监会。其中，证券委作为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成员由13个部委负责人组成，主任由时任副总理朱先生兼任，周道炯任常务副主任，刘鸿儒任副主任。
证监会则作为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日常监管，由刘鸿儒任首任主席。
1992年10月，周道炯上任证券委常务副主任，是其职业生涯的第二次跨界转型，从金融从业者变为金融监管者。
周道炯在证券委时间不长，仅有半年多时间，其主要负责监管机构组建、宏观管理框架制定、法规起草等工作。
1992年12月17日，周道炯组织起草、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确立了股票审批制发行制度和上市程序。
1993年4月22日，周道炯组织起草的另一部重要法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成为早期证券市场的基础性法规文件。
1993年5月，周道炯又有了新的任务——参与筹建国家开发银行。
约两年后，1995年3月的一天，62岁的周道炯又一次接到一项新使命：接替到龄退休的刘鸿儒，出任第二任证监会主席。
在此之前（1995年2月23日），那场载入中国资本市场历史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以万国证券为首的空方，与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经开”）为首的多方，对327国债期货合约展开对赌，最终多方获胜。
这场鏖战，造就了一批富豪，其中一个，便被人们猜测是《繁花》男主阿宝的原型。
但是对于大批普通股民而言，则是 “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尚属草莽期的股市受到重创，上证综指一度跌至390点。
在上任谈话时，朱先生对周道炯提出两条重要指示：
对证券市场要兴利除弊、稳步前进；对期货市场要冷静观察，严格限制。
1995年3月31日，“救火队长”周道炯走马上任，临危受命坐上了“火山口”。
处理“327”国债期货事件，成为周道炯上任的首个难题。1995年5月17日，周道炯下令关闭国债期货交易。证监会发布《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规定各国债期货交易场所一律不准会员开新仓，由交易场所组织会员协议平仓。
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从此关闭，这一关就是18年，直到2013年才重启。
关闭国债期货的指令下发后，股指回到577点，风波初定。随后，有“中国证券教父”之称的时任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被捕。在这场事件中赚得盆满钵满的那批富豪们，其后也都陆续为命运赠送的“礼物”，支付了各自的代价。
“327”国债期货事件平定不久，1995年8月，长虹违规转配股事件又在股市上演。
巧合的是，长虹当时配股的主承销商中经开和副承销商之一万国证券，正是“327”国债期货事件的两大主角。
1995年8月23日，《中国证券报》头版刊登了由12位股民联合署名的“长虹转配红股上市是怎么回事”的读者来信，曝光长虹违规操作。
经过调查，证监会将“长虹事件”定性为违反国家法规政策、违反“三公”原则、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人合法权益的严重违规事件，没收了中经开2000多万违规收入。
周道炯任期内的另一个考验，来自称作A股市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欺诈案件——琼能源事件。
在1993年上市的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琼民源”，0508.SZ），是首批登陆深圳的5家异地股之一。上市后原本业绩惨淡，在一系列造假手段和炒作的加持下，1996年成为股市的“大黑马”，全年涨幅高达1059%。
1997年1月，琼民源发布的1996年年报，净利润同比激增1290.68倍，加之10送3的题材，年报公布后其股价飙升至26.18元，取代深发展成为深市一哥，“买民源、捂民源、全年追踪琼民源”，成为彼时的炒股口号。
1997年2月28日，星期五，传出其股东大会将表决10送9.8方案的消息后，股民大举买入，当日创下5636.2万股的成交天量，换手高达30%，股价收于23.49元。
当晚，琼民源宣布停牌，这一停就是永远。
据彼时媒体报道，从1996年末到最后一个交易日，琼民源的股东从5万人增至10.7万人，大户和庄家早已悄然逢高出清，10万股民从此套牢，琼民源变成了“全民冤”。
随后，证券委会同审计署、央行、证监会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琼民源事件进行调查。
据报道，1997年3月7日，琼民源雇了几卡车人，围攻了证监会一整天。这一场景在如今已无法想象。
最终， 琼能源被调查组认定为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对涉案单位和责任人给予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周道炯任内，查处的违规案件多达上百件，其亲自批示查处的违法违规事件就有90多起。
为了解决证监会没有行政执法权，有案难查的难题，证监会在1995年11月成立稽查部，负责组织调查重大证券期货违法案件调查和审理处罚，中国资本市场的稽查执法工作由此正式启动。
在查处“琼民源”事件、红光实业骗取上市资格案等大案要案时，证监会稽查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稽查部更名为稽查局（首席稽查办公室），对各派出机构的稽查力量实行垂直管理，其后又设立大区稽查局，成立稽查大队，那又是后话了。
面对尚在初级阶段的资本市场，周道炯深感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政出多门（9个部委拥有管理权）、事权不统一等弊端，开始着手推动证券体系中央集中统一监管体制的建立。
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深化金融改革，其中便包括对全国证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理顺证券监管体制，对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并将原由央行监管的证券经营机构，划归证监会统一监管，建立和健全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1996年3月，证监会决定分批授予派出机构行使部分监管职责，同时逐渐上收沪深交易所监管权。
1997年11月，证券委发布《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将沪深交易所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改为由证监会提名，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免。各期货交易所的管理权和干部任免权，亦上收至证监会。
此外，证监会从1997年起向深沪交易所派驻督察员，并在两地设立专员办公室作为派出机构。
在推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同时，周道炯对于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亦进行了周密规划。
周道炯曾表示，我国资本市场从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具有“新兴加转轨”的特征，且这一特征还将持续一个时期。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是客观的和正常的。加强和完善监管要一步一步来，有些必然的过程一定要经历。
据彼时《证券时报》报道，1995年5月，周道炯牵头拟就了一份《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规划草案》，提出了九条措施建议：
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如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
虽然这份“九五规划”当时并未正式对外发布，但在国务院2004年出台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中，吸纳了其中的部分建议。
股市是最离人性最近的地方。德国证券界“教父”、 “20世纪的股票见证人”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曾说过：
当最后一个悲观者也变成了乐观者时，市场也就走到了牛市的尽头；当最后一个乐观者也变成了悲观者时，市场也就走到了熊市的尽头。
从1996年1月起，A股进入长达了5年之久的牛市行情，其中，1996年上证指数从1月19日的512点涨至12月19日的1258点，年内累计涨幅为140%，深成指的涨幅则逾300%。其中，1996年12月12日，大盘更是创出历史新高。
为了给股市降温，从1996年10月26日到12月13日，证监会连发12项政策，史称“12道金牌”， 包括《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券商自营业务管理办法》《严禁操纵市场行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稽查工作》等。
其中对股市降温最立杆见影的是1996年12月13日出台的新政，要求从1996年12月16开始，首次规定每天每只股票价格的涨幅与跌幅不得超过10%，即“涨跌停板”制度。这一制度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深远。
三天后，在涨停板实施当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那篇著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直指股市“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并表示：
证券市场要“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各地方、各部门不能自行其是，干预股市，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
在“12道金牌”中，还对券商进行了规范，出台的《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管理办法》全面规范了券商自营业务的风险管理制度，从此证券公司开始形成“风险指标”的理念。
在证监会九任主席中，周道炯的任期并不长，是任期第二短的一位。在执掌证监会两年多的时间里，已至花甲之年的周道炯“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五味俱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好在，他的任期处在牛市阶段，沪指从1995年3月31日上任之日开盘时的629.91点，到1997年6月卸任时的逾1200点，涨幅达100%。他也因此被业内认为是任期赚钱效应最好的一任主席。
周道炯在任时，还办了一件大事：1996年9月证监会与金融街签约，进驻金龙大厦（现金阳大厦，如今是北交所所在地），成为首家入驻金融街的金融监管部门。
不过，当证监会正式迁入金龙大厦时，周道炯这位“栽树人”已经告别了证监会。
1997年6月，中国宏观经济成功软着陆，周道炯的证监生涯也安全着陆了。
从证券委到证监会，与资本市场打交道前后约有六年时间。对于周道炯漫长的一生来说，六年只是短暂一瞬，于他却是一生中最难忘的年月。
对于资本市场以及金融业来说，周道炯亦是令人难忘的历史人物。
一路走好！
【周道炯简介】
1933年12月，生于安徽歙县里东乡晔岔村。教授，高级经济师。
1948年，任歙县里东乡晔岔村农会交通班班长，为新四军游击队送信
1950年5月，任职歙县政府财政科。
1951年9月，任徽州专署财政科科员。
1956年起，历任《安徽财政》编辑、副主编，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安徽省政府秘书长。
1984年1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投资银行董事长，至1994年。
1992年10月，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
1993年5月，参加投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筹建国家开发银行。
1994年4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兼任中国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
1995年3月31日，任证监会主席。
1997年6月，退休。
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稽察特派员。
主编有《最新金融实用全书》、《建设银行投资新业务指南》、《现代企业动作与管理法律规范全书》以及《投资研究》杂志等。
责任编辑：常靖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