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梁晓辉 张蔚然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100年历程，带领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中西比较角度看，人们好奇应如何从世界政党视野观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何种影响？让历史照鉴未来，决定政党质量与前途的关键又是什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相关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需要将其放在世界政党视野中进行观察比较。您如何看待政党以及政党与人民的关系？
潘维：政党是近代才产生的西方概念。“party”的词根是“part”，即(社会的)某个部分；“party”即代表社会某部分的(政治/社会)组织。
20世纪初，欧洲国王的权力被侵蚀殆尽，“议会主权”确立。所谓“议会主权”就是议会里各种“政党”的联合执政权，各“党”由获得选票多少来瓜分“主权”，获得短暂的执政权。为号召《pc加拿大2.8》和组织民众争夺执政权，政党的效率越来越高，出现了党员、党纲、党纪以及党的科层体系。
相对欧洲的“多党制”，美国建国后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就有的议会和票决制，有了权力堪比欧洲国王的“总统”，但还有由两院组成的国会和独立的法院进行分权制衡。为保证国会有制衡总统的能力，美国为政党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让第三党迄今毫无机会。
而今民权意识在全球普及，“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貌似成为主流制度，但世界各国的表现却非常不同。同样制度下有成功和失败国家之分，而不同的制度也可取得同样的成功或遭遇同样的失败。
从美欧经验看，政党是“社会部分利益”的代表，不是“人民主权”的代表。社会分裂，人民主权就分裂；分裂的人民主权会伤害人民的福祉。而且，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权益及人民的福祉不是一回事。
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初衷是避免权力滥用，实现政党监督。但实际上，选举政治强化了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隔阂，造成政治整合能力下降。往往在重大国家战略问题上，各政党之间难以达成共识，更难有长远规划。他们因选举而分化，因民粹而分裂，因党争而忽视多数人利益，导致社会不断撕裂。
与之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融会了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兼顾了政局稳定和政府权威，统一了共识政治和集中领导，这样的政党制度有利于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与意见基础上形成民主科学决策。人民性则是中国体制最突出的特点。人民民主不同于当代形形色色的“民主”，如美英以利益集团划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以劳资妥协为基础的西北欧“社会民主”，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苏联“无产阶级民主”。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所走道路与西方道路的区别？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有何独特之处？
潘维：中国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复制，中国改革开放也不是西方道路的复制。中国道路的本质在于，所走的是不断与时俱进、能够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坚持这条道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会坚定地向着国强民富、奔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往前走。
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也拒绝推行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中国的体制也不是西方的体制，用西方的概念、理论和观念肯定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中共是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体，是中华民族全民利益的代表。与传统中国政治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是国家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既有历史的传承性，也有自身的先进性。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在中国3000年历史传统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让传统中国社会的同心圆进入了现代同心圆，传统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转换为现代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是适应现代社会、与时俱进的同心圆和家国同构。
从国际比较维度看，中共与苏共也有根本不同。苏共在国内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在世界上组织独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竞争，追求最终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换言之，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理念为现实的治国方略，以党的目标取代国家目标，以党的利益取代国家利益。
而中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立足中国实际，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请问应如何从政党发展角度，理解中华文明核心要义对当代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潘维：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传统，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刚走过百年，马克思主义思想比我们的历史渊源也要短得多。我们的根不是近现代的这些理论，我们的根要深厚得多，早在西周社会中国就出现了民本思想，比儒家思想“民本”字样的出现还要早500年。
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是“大一统”，这是理解中国道路的核心。“大一统”思想给当代中国政治留下三大经验。
第一，保持“公正”，即出于维护大一统的“公”心，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排斥“党争”，政府就能维持社会团结。直到今天，“利益集团”在中国是“坏”概念。这与西方承认利益集团“合法性”的“民主”文化极为不同。
第二，社会多元利益可以通过协商来妥协、消弭，不信奉砍人头或数人头的“强权政治”。中国南北差异大，东西差异更大，能长期维持“大一统”，关键不在“一统”，而在“大”。如何能“大”？答案是“有容乃大”。在传统中国，治理东北、西北、西南与治理内地的制度不同，治理大江南北的方式也不一样，治理乡村和城市的政策更不一样。有事好商量，遇事必商量，大家参与商量。今天中国之所以包容、宽容，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促进了“大一统”，“大一统”又让实事求是成为思维习惯。有容乃大，就有大中华。
第三，双层政权，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传统中国的儒门弟子群体分为两大部分，极少人“入仕”成为政府科层体系的成员，绝大多数人得到底层科考的功名，成为基层扁平政权的领袖。科层体系办国家的“大事”，基层政权办社区内的“小事”。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就能“国泰民安”。一旦双层政权两相分离，科层政权就迅速腐化。小事办不好，没了百姓的支持，大事也就办不成了。
回顾中国历史可知，“大一统”观念超越了朝代更替或政权兴衰。比起世界上所有类型的“政党”，历史刚满百年、执政逾七十载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树大根深，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这一“长和短”的辩证法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中国传统“以小为大，以下为上”的道理，而今被凝练继而升华为“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数百万个基层党组织，通过走群众路线为不断改善民众生活服务。
中新社记者：以世界政党发展的经验教训看，您认为决定政党质量与前途的关键是什么？中共可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潘维：从美欧政党的历史经验看，在美国，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执政党”，不是两党轮替，而是执政集团在社会多元利益条件下采取的政策。美式体制扩散到了不少欠发达国家，无一获得类似美国的成功，更有闻名世界的“失败国家”。
在西欧，“议会主权”里的政党此起彼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变成了大国的世界，中等国家退出了世界霸权竞争。除俄罗斯外，欧洲各国无一人口上亿，只好试图联合起来。但“欧洲议会”里的多个“政党”处于混乱之中。最近二十年欧洲还发生了五花八门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一些极端主义势力。
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下，欧式政党向“全民党”演变的趋势值得注意，比如各党政纲差异的模糊化甚至趋同。“全民党”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劣势却是容易轻视和忽略“小事”。由于“全民党”的社会基础含混，一旦丧失群众信任就可能全面崩溃。
对美欧政党的分析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启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能适应历史进步趋势的形式，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都理解，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取决于能不能对人民信任度的起伏保持高度敏感。共产党只要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中间，它就是一棵有根的常青树。
正因为此，未来中共要继续站在民众的前面，办大事，引领全社会不断向光明的未来迈进；也要站在民众的身边，办小事，在每个居民区里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还要站在民众的后面，检讨小事与大事的平衡，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受访者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著作有《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华体制》、《法治与民主迷信》、《农民与市场》(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信仰人民》、《士者弘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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