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大一统”作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发展历程?其内涵特质是什么?
郑大华:“大一统”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商周时期,“大一统”思想渐趋清晰,《诗经》中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表达。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均赞成“大一统”,孔子修订的《春秋》即包含了这一点。“大一统”思想最明确的表述则出自《春秋·公羊传》中“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的记载。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大一统”思想从政治理念转化到政治实践,内涵日益丰富且影响深化。秦始皇废分封而行郡县,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大一统”思想继续发展,如朱熹的“正统观”、王守仁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等思想。近代思想家批判地继承了“大一统”思想,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国家统一思想与中华民族观念。
记者:在中国历史中,“大一统”思想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怎样评价“大一统”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价值?
郑大华: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均以建立、维护和巩固“大一统”的国家为终极目的。秦汉终结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三国两晋南北朝后是隋唐一统,五代后是宋元明清的一统,统一无疑是历史主流。历史上,少数民族对中国统一贡献巨大,如元的行省制直到现在依旧沿袭,清则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分久必合、走向统一是因为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各个民族都认同统一、维护统一。统一符合中国所有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过上稳定的生活,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各民族也才能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得到共同发展。
基于“大一统”思想,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同样都推崇中国统一。1902年,梁启超率先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
民国甫立,孙中山即在1912年元旦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明确宣示了保持疆域一统、民族一统的愿望。
记者:中国可以保持两千多年的“大一统”,而欧洲历史则是国家众多,民族纷争不断,以致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迥异的情况?
郑大华:几乎与秦汉同时,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出现。然秦汉之后,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得以延续和发展,而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却邦国林立、纷乱不已。
究其原因,在制度上,秦汉帝国的统一政策在后世继续完善并发展;与中国相反,罗马帝国实行地方自治,中世纪的欧洲又实行封建制,由此造成了欧洲众多的国家和民族。
其次,在民族关系上,“华夷一家”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追求,强调的是文化认同;与中国不同,欧洲民族区分强调的是血缘而非文化,民族界线泾渭分明。
再次,在思想上,中国历代王朝推崇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平天下”不是打天下,而是用思想文化来教化天下,使人明德尚礼;而中世纪欧洲所信仰的天主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加上西方文化崇尚武力(从其崇尚骑士可见一斑),二者相合遂酿成多次“十字军东征”。
总之,有无“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是导致中西历史不同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中国人民一直都热爱和平,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怎么发挥“大一统”思想资源和历史传统的价值?
郑大华:一方面,崇尚“大一统”就是崇尚和谐与协作,因此要充分利用“大一统”中内含的“同气连枝”“民胞物与”等丰富思想资源,充分肯定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求同存异,用共同利益的全局观代替利益分割的本位观,用惠及后世的可持续发展观代替竭泽而渔的功利化发展观,用协同互动的全球治理观代替保守封闭的地域治理观,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另一方面,“大一统”还意味着以一统之,“总持其本,以统万物”。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越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越是要坚定中国的主流价值追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地承担起国家“一统”的使命,完成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文化繁荣。
受访者简介:
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著作多种,先后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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