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锐
从10年前发起倡议，到如今纵深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与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可谓区域或者全球层面的经济融合核心引擎，实践中也硕果累累。
“一带一路”倡议的两次延展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在国际活动重大场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的概念由此而生。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陆上丝绸之路”起于长安（今西安），途经甘肃、新疆和中亚国家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抵达地中海，最后进入罗马，空间上连接着亚欧大陆；“海上丝绸之路”则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途经南洋至阿拉伯海，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与西亚等国，空间上构成了对亚非大陆的连接。
南线的“海上丝绸之路”方面，除了增加了海口与北海两大起始港之外，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出了三条重点蓝色经济通道，即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以及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看得出，“海上丝绸之路”除了终点触达欧洲外，还向南延伸至大洋洲以及向东延伸至拉丁美洲与南美洲。2022年，中国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与阿根廷先后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代表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在美洲落地生根。
打造开放与包容的经济融合高地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表达出了十分明确的对外开放诉求，而且其自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公共产品，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开放完全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将开放与连接更为紧密地耦合起来，在强调“开放”的基础上，重点突出“连接”的价值。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实现了与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最为优先的投资建设领域，而且带路上的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大都比较落后且存在着巨大的改善性需求，而中国又在高铁、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占据了较为强大的技术优势，通过技术输出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构成有效的智力支持，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弥补一些国家的资金短板，而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共商共建原则，通过中方注资、基础设施所在国增资的双重主体投资模式，既实现了双方利益的关联共振，也能确保基础设施项目的如期完工落地。数据显示，2013~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与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5.8%，形成了公路与铁路网、连线港口以及油气管道、跨界桥梁、输电线路、光缆传输系统等在内的批量基础设施建设成果。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实现了与产业链、供应链的衔接。一般而言，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而中国则具有非常明显的产能优势。一方面，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种非常健全的工业体系无疑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上的相关国家在产业对接以及分工协作方面做出优化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已进入产业结构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各国形成产业关联与产能协作后无疑可以带动相应国家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培植出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并不是单向运动，而是与包容构成了双向连接。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设施的完善，“一带一路”倡议都不搞排他性、封闭性的中国“小圈子”，而是大范围、全口径地包容与吸纳各方力量的参与，正是如此，在共建“一带一路”的项目推进过程中，国际社会既能看到亚洲投资银行的资本加持，也能看到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进入脚步，同时渣打银行、西门子银行等外资商业银行的身影也活跃其中。
基础设施的连接、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衔接以及开放与包容的连接，实现了商品与要素流动的快速畅通以及高效配置，推进了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进程，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同时也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方的中国赢得了更多国家的信任投票。十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年均进出口贸易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加至2.07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年均增长8%。
构造合作与共享的经济融合强大驱动
“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合作、主张利益共享，推动全方位融通，目的是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资金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等，同时利用与开发带路各国的资源与要素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在此基础上完成集成创新，推动优势资源的聚合与裂变，激发与释放出更大规模的区域经济能量。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封闭性《668彩票官方网站下载》线性突进，而是积极寻求与各国区域发展规划的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属于宏大经济地理空间发展战略，发挥好作为公共产品的牵引与导向作用，必须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单元寻找可以落地生根的平台，对此，“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战略”、印度尼西亚“中等强国战略”和“21世纪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欧盟“欧洲投资计划”、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实现了对接与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标志性项目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孤立性盲目推进，而是主动谋求双边力量的策应与整合。国家制度性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国在战略与政策诉求上出现较大的差异，但各国又都希望获得发展与繁荣，这便成为了彼此之间实现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核心基础。就此，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满足于双边合作层次，而是最大程度地拓展出了多边合作空间。截至目前成功举办了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且论坛已经实质性成为带路参与国和国际组织深化交往、增进互信、密切往来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还与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展开沟通与磋商。除此之外，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资源都构成了“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的强大声援团队。
输出共赢与普惠的经济融合巨大红利
任何一种开放性和国际性公共产品，只有展示出十分明显的共赢与普惠属性，方可形成强大的共鸣。对于“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而言，其不仅仅是项目参与者与力量贡献者，更是利益分享者与成功分享者。
在“一带一路”所关联到的项目品类中，最能直观看到的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释放出的绵绵红利。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内陆国家基础设施贸易成本每降低10%，其出口将增加20%。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更揭示了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交通成本下降对国际贸易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控制第三国效应等变量后，“一带一路”铁路、航空及海上运输成本每降低10%，能分别提高国际贸易约2%、5.5%和1.1%的水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上内陆与发展中国家的充分赋能可见一斑。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基础设施，中欧班列加速度所跑出的成果可见一斑。数据显示，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个城市，10年来累计开行7.7万列，运送货物731万标箱，货值超3400亿美元。除中欧班列外，还有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以及蒙内铁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所外溢出的超级红利，其中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承载的货物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港口，印尼雅万高铁（雅加达至万隆）开通后，两地间最快通行时间由原来的3.5小时压缩至40分钟，中老铁路（中国边境到万象）落成后两国运程只需4个小时，多山缺路的老挝从此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非洲蒙内铁路（蒙巴萨至内罗毕）开通后拉动当地经济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基础设施托举起来的不只是铁路、桥梁、港口以机场等实务形态，更能擎起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等价值形态，且多层次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采购贸易以及口岸贸易和跨境电商借助于此可快速溢出经济增长、就业扩张以及民生改善的诸多红利。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42.1万个就业岗位，同时，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已在全球范围内帮助76万人脱离极端贫困，帮助320万人脱离中度贫困，并且世界银行测算，到2030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9.7%，全球贸易增长1.7%~6.2%，全球收入增长0.7%~2.9%；若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部得以实施，到2030年每年有望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的收益，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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