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改编自路遥1982年发表的著名中篇小说《人生》的电视剧《人生之路》正在热播中。一部10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改编成37集篇幅的电视剧，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改编，这也让剧集面临一定的争议。
不过，《人生之路》虽然增加新的人物、新的剧情，但它总体上还是恪守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即《看球直播ios》让小说的“高加林难题”贯穿始终。所谓的“高加林难题”，其实就是小说扉页里引用柳青《创业史》中的那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国外文艺作品暂且不论，国内文艺作品中的“卖了良心才回来”的高加林，从来不是个例。从我国古代流传甚广的“负心汉”戏曲，比如王魁、陈世美，到《人生》中的高加林，再到这些年的一些热播影视剧——比如《致青春》里的陈孝正、《北京爱情故事》里的石小猛，这个叙事传统源远流长。主人公一般都曾是“穷小子”，他们在人生攀爬过程中遭遇了要爱情还是要事业的“高加林难题”，并纷纷做出过错误的选择。止于对“高加林”的道德评判是粗浅的，“高加林难题”背后隐藏的社会症结值得更多省思。
“卖了良心才回来”
在小说《人生》中，长相俊美，也拥有一定文学才华的高加林高考落榜，乡村学校代课教师的位置又被村主任高明楼挤占下来，心高气傲的他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就在这个时候，勤劳善良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向高加林表达爱意。高加林一方面被刘巧珍打动，也从恋人的崇拜里重获某种自尊，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段恋情带有懊悔的情绪，因为这意味着他可能要一辈子绑定在农村的土地上了。小说中反复描写了高加林的懊悔心理：“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他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根本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他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有时间等待转机。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
所以，在高加林被动“走后门”成为县委通讯组的通讯干事，并在县城里大展拳脚，人生看似要飞黄腾达时，他对刘巧珍的态度明显冷淡下来。当县委常委、县武装部长的女儿黄亚萍向高加林表白时，高加林一番抉择后，抛弃刘巧珍而与黄亚萍在一起。高加林的抉择是出于强烈的功利化诉求，小说中这样写道：“他反复考虑，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不仅如此，单就从找爱人的角度来看，亚萍也可能比巧珍理想得多！”为了避免自己“心软”，高加林咬牙切齿地警告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
不料，黄亚萍前男友张克南同样是有背景的家庭，张克南的母亲一气之下举报了高加林“走后门”，最终高加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被撤销，送回所在大队。“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的信天游响起时，回到乡村的高加林又是一无所有的状态，刘巧珍也已经嫁给马栓。但乡村依然敞开胸怀接纳了高加林，高加林悔不当初，也大彻大悟。
《人生之路》改动了高加林的“前史”：他高考时成功考取大学，但高明楼暗箱操作，让自己的儿子高双星(剧中的原创角色)顶替了高加林的名额上了大学；之后高加林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却又因为学校合并教师名额缩减，错失转正资格……到这里，剧集接续了小说的情节，刘巧珍向高加林表白、高加林接受了刘巧珍；尔后高加林成为县委通讯员后，黄亚萍追求高加林，高加林抛弃了刘巧珍。
《人生之路》同样改动了高加林的“后传”，续写了小说“并非结局”后的结局：一直坚持写作的高加林，小说获奖前往上海，并进入上海的报社工作，凭借写作才能重新闯出一片天地；嫁给马栓的刘巧珍为了给女儿治病也前往上海，同样在上海开辟了更广阔的事业……
这个“后传”，显然让《人生之路》的主题更为宏大且正能量了。但剧情的精华仍然是小说中的核心部分，即高加林在爱情与事业中的抉择，经由高加林这个典型人物“卖了良心才回来”的人生弯路，促使观众思考年轻人的处境与出路。
对“高加林们”仅作道德批判是不够的
诚如开篇引言所说，国内文艺作品中的“高加林”并不鲜见，“卖了良心才回来”的“负心汉”，是国内文艺作品的重要母题。在遥远的《诗经·卫风·氓》里，就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叙述。不过民间故事里的“负心汉”，最为知名的往往是那些赴京赶考的穷小子。
在陈世美之前，宋元戏曲中的“负心汉”王魁臭名远扬。穷小子王魁下第失意，受桂英资助，与桂英盟誓不负，后唱第为天下第一。王魁私念桂英玷辱其科名，寄书与其相绝。桂英愤而自刎，化为魂魄向王魁索命，“数日，魁竟死”。
到了明代，陈世美的故事取而代之，经由戏曲和小说不断完善。陈世美高中进士之前，也是穷小子，家境贫寒。十年苦读，家里全靠结发妻子秦香莲支撑。陈世美中了状元之后，就被宋仁宗招为驸马。秦香莲久无陈世美音讯，携子上京寻夫。陈世美不肯与其相认，甚至派人追杀妻儿……陈世美的故事流传甚广，不仅在于故事曲折，也在于它契合民间“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朴素正义感。《人生之路》中，高加林抛弃刘巧珍后，刘巧珍的父亲也是用“你比那陈世美还坏”怒骂高加林。
再之后具有国民知名度的“负心汉”，就出自路遥的《人生》。不同于以往“负心汉”形象的单一和负面，作为经典的文学形象，高加林的意义在于他具备的人格复杂性，他不是一个扁形人物。固然他抛弃刘巧珍的行为遭遇读者的普遍诟病，但他人格中也存在一些优点。高加林既自尊又自卑，既有才华又自恃清高，既吃苦耐劳又脱离群众，既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可坐享不正之风……除此，高加林命运中的一些不幸也获得读者的同情。假若不是社会的不正之风在一开始剥夺了他应有的权益，或许也就不会有他后来的一步错、步步错。
进入大众影视时代，经典的“高加林”取代了传统的“陈世美”，成为文艺作品中的经典模板，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不少高加林的“分身”。《北京爱情故事》里的石小猛，堪称“北漂版高加林”。石小猛来自云南农村，高考时拼死拼活，最终进入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石小猛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省吃俭用。三年后，石小猛东拼西凑付了5万定金在五环外买了一套38平方米的公寓，只要拿到老板允诺的一笔8万元的业绩奖金，他就够付首付了。他与从云南来到北京的女友沈冰一起幸福地在畅想未来。
城市的残酷、人心的冷漠、阶层的板结超乎石小猛的想象。先是公司老总坑了石小猛，允诺他的8万元奖金飞了。而如果他没有如期交首付，5万元定金也要不回来了。再接着，石小猛的富二代朋友程锋看上了沈冰。程锋的父亲找到石小猛，劝说石小猛与沈冰分手，换取金钱和机会。他告诉石小猛：财富和地位才是男人的脊梁，“没有女人的男人还是男人，没有金钱的男人就像是被抽了脊柱的软体动物，永远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石小猛痛苦地接受提议。
电影《致青春》中，穷小子陈孝正同样为了前途放弃女友郑微，理由是“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与郑微的爱情是陈孝正的“误差”，他决定舍弃爱情，用他的青春和尊严去换取机会和前途。
不难发现，以上这些“卖了良心才回来”的著名叙事，主体都是“穷小子”。穷小子为了实现阶层跨越，将自我与爱情资本化了，他们舍弃爱情为的是“往上爬”。对“高加林们”保持道德批判是可行的，但作为一种现象，道德上的批评又是不够的。
“高加林难题”的批判性
路遥创作《人生》时，多少受到司汤达《红与黑》的影响。事实上，小说中就提到了高加林与于连的关系，虽然仅仅是外貌上的关联。路遥在描写高加林的长相时，形容他“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人生》发表后，1980年就有批评家发现高加林与于连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红与黑》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司汤达的创作意图并非对于连的所作所为进行“三观”上的指摘，而是要经由于连这样一个年少有为的青年的“堕落”，抵达对社会问题的揭示与批判。于连以个人奋斗的方式诠释了新兴阶层热情、勇敢、追求自由的精神。但生活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王朝复辟时期，个人的奋斗拗不过森严的等级、板结的阶层，最终导致有志青年于连丧失了淳朴真诚的自我，并最终走上断头台。于连的幻灭，也是渴望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跨越的平民青年的幻灭。
固然《人生》最终落在劝诫青年要走正途的结论上，小说末尾，作为叙述者的路遥忍不住出现发出呼吁，“作为青年人自己来说，重要的是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生活。哪怕你的追求是正当的，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啊！而且一旦摔了跤，反过来会给人造成一种多大的痛苦；甚至能毁掉人的一生！”然而，经典的魅力恰恰在于它逃逸创作者的个人意图，在无形中所具备的难以化约的深层内涵。无论创作者是否有意，《人生》延续着《红与黑》的批判现实主义底色，经由高加林的“堕落”，深刻揭示了时代中存在的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
路遥的《人生》里，时间背景是1980年初，城乡二元格局依然牢不可破，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殊为不易，“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人生》中也敏锐地发现城乡不公的问题：“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因为这种不公的横亘，与城市姑娘的爱情结合，几乎是高加林变成城里人、奔赴远大前程的唯一机会。
阻碍阶层流动的，既有机制的原因，也有外力的干涉。从小说到剧集，高明楼都是摆弄高加林命运的无形双手。而从古至今，有权有势阶层的逐利冲动一以贯之。小说中，路遥对这类人予以直言批判：“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毫不顾忌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
概言之，无论是《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红与黑》里的于连，还是《人生》里的高加林、《北京爱情故事》里的石小猛，这些穷小子都有过纯真灿烂的时刻。他们之所以纷纷在往上爬的过程中成为“负心汉”、之所以纷纷拿爱情去换前途，症结在于：阶层流动阻塞，穷小子的出路过于逼仄。如此，穷小子就有可能以自身所拥有的东西为“资本”去置换机会。只要社会流动存在问题，“卖了良心才回来”“穷小子负心汉”的叙事就一直存在，“高加林难题”就会存在。
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说“高加林”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卖了良心才回来”的逻辑依然存在。比如“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如果一对情侣，有一人成功“上岸”，拿到铁饭碗，另一半未能成功上岸，未能上岸的那个人大概率会被甩；人们依然同情巧珍，但也有不少人认同高加林的选择，留言安慰“巧珍们”也去考铁饭碗，“考得比他的单位更好，让他刮目相看”。
这是我们今天重读《人生》、重启“高加林难题”讨论的必要性所在。只是，批判“高加林”负心当然是容易的，但我们还应思考的是：如何让那些有才华有干劲的“穷小子”体面地实现阶层跨越，而非将他们一再抛掷于残酷的人性考验中，让他们在前途与爱情/良心之间做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