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理论处处长岳雯，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马兵，中山大学教授郭冰茹，《青年文学》主编张菁，《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刘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昌改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网总编辑陈涛主持。
三位作者都是从记忆和经验出发，在记忆和经验的前提上“再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学院教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郭冰茹谈到，比如作者对文学理论的了解程度、对写作技法的推进等，都与学院脱离不开关系。并且，三位作者在学院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受此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文学的评价标准，在自己心目中一定有理想的文学，并在写作上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
刘大先《welcome皇冠手机版》指出，三位作者的学院背景主要体现在知识素养和文学技巧的修养上，这表现在写作当中往往是反讽、自讽、自嘲式的剖析，这是一种自我指涉性的写作。他认为，在这种写作当中，实际上体现的是写作者自己，作者并没有说要反映某一社会，窥测出社会的某种变化，而是自我的表达，折射的其实是自我内心丰富的情感。
杨庆祥提出，像项静、张怡微和朱婧这种在学院中有生活、有课教、有学生的大学老师，或许能发展出某种专属的结构，这个结构是可以与现实之间保持距离或者形成对话的。他认为，在此基础上，学院写作这个概念是成立的。杨庆祥指出，这个理念有几个要素，比如自立，是学院的内在要求；又如克制，作者不会特别偏执的去写，不走向极端的审美；还有文脉，在她们的作品中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是“修远”，学院不会被一时一地的政策、形势完全裹挟，这是学院的特点。
在各自作品中，项静写的是傅村，朱婧写的是金陵南京，张怡微写的是上海。马兵发现，小说恰恰提供了三种地方性或三种空间性，“我们会发现(傅村)这个小说的叙事者主要表达的不是一种意志性，而是意图回到“场”里面去找到某种乡情的安慰。”即便不是乡土题材，项静小说的重心也不是放在已经离别故土的游子，而是牵挂的游子，还是按传统伦理去生活的一个人。
岳雯的探讨集中在项静、朱婧、张怡微的小说到底在写什么。读完三个人的小说后，岳雯觉得她们的创作是和人生建立关系的，她们要在小说中找寻人生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三位作家可能看到的人生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会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岳雯指出，项静看上去好像是写农村题材，但是已经和大众熟悉的乡村写作不太一样了，她觉得项静写的不是乡村现实，是作者想象中、体验过的乡村，她是在借傅村表达她的人生态度。而张怡微的状态更像是创伤抒发时喊出心中不平之音。
项静、朱婧、张怡微同为“80后”女性作者，同时代写作者在身份代际与文学经验上常有共鸣。“以专业研究者视角看，我们存在同时代写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共建”，朱婧说。学院派教育给予她们足够的文学能量与成长空间，项静在写文学评论过程中开始小说创作，“看当代文学作品时，反而让我产生了想继续写一点东西的愿望，学院派给你带来一种眼光，能够发现在创作中的一些缝隙，跟传统文学又不太一样。”另一方面，学院写作某种程度也存在亟待跨越的壁垒，张怡微是高校教师，教师身份有时会让她在文学创作时陷入困境，“这是一个老问题，有外部环境的局限，也有自我意识的束缚，是需要在未来突破的长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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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绍 【编辑:樊志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