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男孩。”王彦听到护士对她说。随后，她看到了被递到眼前的那个小小的婴儿。
当天是兔年正月初五。分娩后的疲惫感和新生命顺利诞生带来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包围了凌晨时分躺在产床上的王彦。
王彦对这种状态并不陌生。38岁这年，她第三次成为妈妈。
从“全面二孩”到“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的变化将生育的选择题再次摆在了那些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面前。与王彦一样，有的人选择了“再要一个”。
和局外人想象的相似，普通家庭生育三孩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决心，也会遭遇诸多烦恼与困难。不过只有真正置身“五口之家”中，人们才会慢慢发现，不同于其他选择题的客观性，生育三孩是带有极强主观色彩的课题，不同的家庭会给出不同的解答。
来都来了
直到怀上老三两个多月时，居住在北京朝阳区的王彦和家里人也不敢说“已经完全考虑好了”。
在此之前，王彦已先后生下了两个男孩。虽然她和丈夫都喜欢孩子，但三孩政策落地后，“给家里再添一个妹妹”的讨论也只停留在两人偶尔的玩笑中。“现实中各方面的压力都够大了。”王彦说。
在中国，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多有兄弟姐妹。“有钱富养，没钱穷养。”那个时候，多一个孩子很大程度上就是餐桌上多一副碗筷。对父母来说，能把每个孩子养大成人自食其力，已经是一种胜利。
如今，随着生育成本增加、社会竞争加剧，再加上人们越来越重视养育质量，无论是迎接二孩还是三孩，大多数家庭或多或少都会先掂量掂量这件事的“重量”。
80后李梦和丈夫都是北京人，生活压力相对较小。即便如此，当李梦意外怀上三孩并表示想把孩子生下来时，“我老公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疯了’。”
在王彦家，玩笑中的老三也在计划外出现了。在经过了“非常纠结”的一段时间后，全家人一致决定留住这个“惊喜”。 “就像人们常说的，来都来了。”王彦笑道。
再次成为孕妇，相比于2017年生育二孩时，王彦有了明显不同的体会。比如她每次去产检排队的时间都不长，“感觉生孩子的家庭没有想象中那么多”。5年多以前，王彦还能遇到不少二孩准妈妈；到了去年， 一起生三孩的“战友”就很难碰到了。
王彦的感受并非个案。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益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2016年和2017年是近十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高峰，分别达到1786万人和1723万人。在那之后，曲线持续向下，到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降至956万人。
在此背景下出台的三孩政策及陆续落地的配套支持措施，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想生的人能生、敢生”。
29岁的方晴目前怀孕约5个月。虽然她开玩笑说，怀孕是此前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长期居家“比较闲”。但从她随后的讲述中可以看出，这位90后算得上是较为主动选择三孩的年轻人之一。
方晴在湖北农村出生长大，受当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她成了家里的独生女。不过因为有不少堂哥堂姐、表弟表妹，方晴从小就不缺玩伴。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寒暑假时与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放烟花、捉鱼摸虾的场景。
大家庭的好处还不止于此。方晴说，自己的姥姥在80多岁时生了一场重病，几个儿女轮番照顾，有事也能相互商量、支持。“在我看来，如果孩子生命中没有‘手足’，那不仅会缺失很多童年乐趣，等到父母相继离世后，他还要面对无尽的孤独。”
同为独生子女的李梦夫妇最终也选择了生下小儿子。李梦记得，得知自己的想法后，丈夫翻来覆去考虑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他对李梦说：“如果你想疯，我就陪你。”
做试卷的方式
第三次当妈妈，从孕妇建档到产检再到最后待产，王彦驾轻就熟。就连自己的身体在不同阶段有什么妊娠反应，她都能预判个大概。
类似的表现也发生在三孩父亲身上。2022年初，在广州生活的张小平和妻子刘娜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和身边手足无措的新手爸爸相比，张小平从容抱起孩子的姿势让旁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经验丰富。至于新生儿和产妇护理，他也是熟门熟路。
回忆起一年前的场景，张小平说，那一次，除了和前两个孩子出生时一样紧张与兴奋外，他和妻子还有了机会“沉浸式”感受生命诞生之初的神奇和美好。
“这就像同一张试卷做到第三遍，自然会做得更好。”李梦打了这样一个比喻。
生娃容易养娃难。对三孩家庭来说，“育儿帮手”必不可少。而这一角色大多由家中的老人承担着。
李梦微信中的家庭群名叫“我们家的玩具屋”，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在群里。接送孩子、做饭、陪同玩耍……只要李梦和丈夫忙不过来，四位老人就能及时“出马”，这让他们在养育三孩的路上多了不少底气。
就算如此，李梦也有焦头烂额的时候。“只要一个孩子头疼脑热，剩下两个很快就会跟着‘中招’，没有一次有谁被落下的。”全家人浩浩荡荡去《天博体育贴吧》儿童医院的情景，上演了好几回。
当养育“战事”升级，李梦和丈夫只能让自己的父母各接走并照顾一个孩子，“不然等不到孩子们痊愈，我们两个就会先累倒。”李梦说。
有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多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个规律，即使试卷做到第三遍也会存在。
王彦和丈夫是在北京安家立业的外地人，一直以来两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在京照顾。三孩生产前，王彦的公公身体抱恙，家中也腾不出房间请月嫂上门。不得已，这一次她只能额外花4万元到产后护理中心坐月子。
相比于不少同龄人对养育孩子这件事的担忧乃至畏惧，方晴显得很“看得开”。在她看来，抚养孩子的方式没有标准答案，生活中的压力、烦恼也不会因为没有孩子就消失了。
同样是养三个孩子的试卷，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作答方式。
受住房、入学条件等因素影响，张小平和刘娜没办法将三个孩子都留在身边。和许多漂在外地的老乡一样，女儿和大儿子3岁后，夫妻俩就先后把他们送回老家上幼儿园，由家中的老人照顾生活起居。自那时起，对父母和孩子来说，最常见到对方的地方就成了手机视频里。
兔年春节后没多久，忙于生计的张小平夫妇已经带着老三返回广州。虽然刚分开没多久，夫妻俩还是隔天就会给孩子打一次视频电话，听他们用稚嫩的童音说起这两天吃了什么、玩了什么。
立春后的羊城，气温基本稳定在20℃以上。但在手机那一端，孩子们还穿着厚实的冬衣。
“金筷子”的价格
尽管早告别了童年，但已定居武汉的方晴依然期待每一次回老家的机会。
方晴很享受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热闹的氛围。每到举家团圆时，她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有根的，通过这些根，她又与别的生命相连接。现在在老家，方晴的孩子与堂亲表亲的下一代已经成了新的玩伴。
在以三口或四口之家居多的北京，每次李梦全家出门，都会引来路人关注的目光，有人惊讶有人羡慕。虽然孩子都还小，但“作用”已经开始显现。“遇到甜品店买一送一，孩子爸爸不爱吃，我们娘儿四个刚好一人一个，可省钱了。”李梦笑着说。
参与和见证三个孩子的成长当然是幸福的，但短时间内家庭结构的改变免不了会带来冲击。
“如果说‘多个孩子多双筷子’，那到现在，‘竹筷子’已经升级成了‘金筷子’。” 说起当下社会育儿成本，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这样比喻。
刚迎来三孩的王彦和丈夫已经开始为又要添上的“金筷子”做打算。
因为工作原因，王彦的丈夫经常出差在外，王彦也只能在工作之余陪伴孩子。要说在带孩子这件事上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夫妻俩都不及两位老人。
三孩出生，不仅家中的三居室开始显得捉襟见肘，孩子的爷爷奶奶也已经分身乏术。因为诸多原因，王彦的父母不能长期生活在北京。等她的产假结束后，谁来带孩子，一家人还没有商量出结果。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王彦是典型的“鸡娃”派。“照书养”的大儿子两岁起就出入各种培训班。“双减”政策出台前，老大半年英语课程的费用超过两万元，是标准的“两脚吞金兽”。即便在课外辅导被全面叫停的当下，王彦依然为两个孩子保留了部分艺体类的兴趣班课程。
王彦算过账，目前她与丈夫年收入相加大约70多万元。如果未来家庭收入没有进一步提升，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的教育支出肯定会下降。此外，孩子的教育除了花钱，还需要大人投入时间和精力，而这恰好是老人无法代替父母完成的。王彦坦言，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她和丈夫自然希望三个孩子不仅能成人，还能成才。
不同于王彦，李梦选择了“躺平式带娃”。大女儿出生后那几年，李梦基本没带她去上早教课。李梦和丈夫都在传媒公司工作，上班时间比较有弹性，带着孩子亲近自然、接触社会是夫妻俩最大的教育投入。直到女儿上了小学，李梦才在孩子的强烈要求下给她报了兴趣班。
李梦觉得，和同龄人比起来，女儿并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现在，对正在上幼儿园的二女儿和小儿子，夫妻俩采取了同样的养育方式。“尊重孩子成长的规律，他们更快乐，我们也少了很多焦虑。”李梦说。
生活的重塑
天还没亮，张小平已经离开家，出发去自己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一个农贸市场里的杂货店。早上5点半到晚上8点半，是张小平给杂货店定的营业时间。
今年43岁的张小平已在广东闯荡多年。此前长期在一家制鞋厂上班，工作稳定但收入不算多。就在妻子怀上三孩的同一时期，他盘下门面，自己做起了小生意。
职业的变化带来了生活的变化。店里离不了人，过去近两年，张小平的大多数日子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春节后的一天晚上，农贸市场逐渐安静下来，张小平还在忙着搬运、归置刚到的货物，他开玩笑说：“现在，与批发商和顾客打交道，就是我最大的社交活动。”
尽管早出晚归，但张小平从不让妻子刘娜到店里帮忙，“孩子那么小，她一个人照顾已经够累了”。刘娜原本也在制鞋厂上班，小儿子出生后，因为实在找不到人手帮忙，刘娜辞职做起了全职妈妈。这意味着，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都要靠小小的杂货店来支撑。
“开店时算得好好的，只要生意正常，养家没什么大问题。”张小平说，然而此前受新冠病毒疫情等因素影响，杂货店的利润一直没有达到他的预期。这也增加了这个家庭眼下的压力。
对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生养三个孩子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经济压力、婴幼儿照护难题外，向来作为养育孩子主力的女性因此在职业发展、自我价值实现方面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少家庭在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上迟疑与纠结的重要原因。
三次怀孕，王彦都坚持上班到生产的前几天。最近，她所在的公司有重要的新产品上市，在产后护理中心，王彦已经开始不时接打工作电话甚至抽时间用笔记本电脑处理一些工作。
王彦希望借此最大限度减少生育对自己职业的不利影响。相比于新闻报道中因怀孕生子在用人单位遭遇降薪、降职乃至被裁员的女性，王彦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但她坦言，从客观上看，公司需要承担她休产假期间产生的额外人力成本，相关业务的推进也不会停下来等她。“短期来说，我要把手头的工作转交给同事，相关业绩、奖金会下降；往长远看，生育三孩的确可能影响我进一步升职。”
在李梦家，她同样是夫妻中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的那个人。生性乐观的她不觉得这有多不公平，“要经营一个家，每个人都要做出牺牲，有舍才有得”。每一次当妈妈，李梦都觉得自己与孩子一起又成长了一次，“许多过去我不能理解、无法容忍的人与事，现在都可以理解和包容了”。
孩子能带来的启发还有很多。因为职业原因，李梦和丈夫常有外出拍照和录制视频的工作。源于对儿童消费市场的关注，最近一年多时间，他们将部分工作重心转移到儿童、亲子摄影领域。“在此前因疫情影响往来外地不便的情况下，这项业务的营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项目无法开展带来的损失。”李梦说。
摸着石头过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其中二孩占比为41.4%，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4.5%。显然，相比于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响应，选择生三孩的家庭依然是少数。
生育无小事。在一个家庭里，孩子意味着血脉、亲情的延续；在一个国家中，新生人口数量则关系未来人力资源状况和人口结构变化，从而直接影响社会发展。
三孩政策出台后，配套支持措施落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202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通过给符合条件的监护人增加相应的个税扣除额度来减少个税税基，从而减轻个税负担。
在各地，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补贴、享受购房优惠等针对三孩家庭的支持举措相继公布。2021年，四川攀枝花市推出为生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发放育儿补贴金政策，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到孩子3岁。近日，山西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加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提供托管服务等政策。
不同的人对生育政策有不同的期待。除了盼望杂货店的生意快点好起来，张小平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尽快让孩子们在广州上学，“与孩子分隔两地，我们总是很牵挂”。
至于王彦、刘娜等三孩妈妈，则更关心生育后相关政策的支持。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凡介绍，202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结合实际完善假期用工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明确相关各方责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职工假期待遇。
“鼓励生育，就不能将成本全加在家庭和用人单位之上。” 杨凡建议，育儿假期所产生的经济成本可以由公共基金或社会保险来承担。其中，公共基金可以通过政府财政、公益捐助或者福利彩票的形式来筹集。
此外，有专家指出，从一孩到三孩，大到在全社会重新形成对生育价值的认识，小到相关社会化服务供给，都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经历了从几乎没有到有的过程，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杨凡表示，相关举措的力度和作用是逐渐增加和显现的，让更多人感受到生育成本减轻进而改变生育意愿，也需要一个过程。
对已经拥有三孩的家庭来说，“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和状态。和很多母亲一样，王彦敏感于孩子成长的点滴迹象。她发现，老大和老二都已经能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新成员的到来，兄弟俩非常高兴，第一时间就到护理中心看望了刚出生的弟弟。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彦、方晴、张小平、刘娜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