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天勇谈经济
作者 周天勇
2023年11期《学术月刊》刊载的笔者所著论文，尝试建立中国二元体制经济一个新的分析过程和体系，以此思路和方法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和速度放缓一个数理逻辑的解释， 并基于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理展望未来的经济增长。开一《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数理逻辑框架》的专栏，今天发出之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下同），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现代西方经济学对TFP的定义定义是什么？最初是用道格接拉斯函数国民经济生产法核算中，GDP比要素投入产出部分多出一部分，起初就是核算中发生的“残差”，也被认为是“余值”。后来学者们认为是由于知识教育进展、人力素质提高、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等使得投入要素生产率提高而获得的，因而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这里我称之为广义技术进步TFP。比如要素投入产出是100%，额外多出来3%，则TFP为103%。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看，生产法的索洛增长模型，主要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的TFP产出，加上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产出两大部分构成。但其暗含的体制条件是要素配置市场是竞争性的，要素产权结构适应竞争效率的要求。
中国1978年以来，有二元体制转轨形成的体制改革TFP。然而，中国作为一个特长周期二元体制转轨国家，这一假定并不成立；TFP带来的新经济增长，在原有投入数量不变情况下，由体制禁锢不断放松、体制扭曲不断纠正所形成，要素使用效率提高是其主要的原因。
从格罗宁根大学的计算看，中国1978-2019年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平均增长率为0.69%，按此推算同期要素投入产出年平均增长率为8.75%。而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1978-2019年中国TFP年平均增长率为3.49%。[1]中国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TFP的增长率水平要高于格罗宁根大学计算数据，平均在3.4%左右。[2]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计算1978-2022年中国TFP年平均增长率为3.23%，要素投入产出增长率年平均为5.89%。
为什么格罗宁根大学与亚洲生产率组织及国内一些学者计算改革开放以来TFP增长率出现如此大差距？笔者认为，按照中国1978年以来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加速实际作用，应当将TFP分为广义技术进步形成的TFP和推进体制改革形成的TFP两大部分。
首先，国际TFP创新国家数据比较、市场经济国家广义TFP增长趋势及其有关学者TFP增长规律研究，并不支持将亚洲生产率组织和国内学者研究中国1978年以来年平均增长3%以上的TFP，全部归结于广义技术进步教科书方面的定义。
按照格罗宁根大学的计算，1978-2019年间，美英法德日韩等六个创新型国家，其TFP增长（不变价）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57%、0.59%、0.60%、0.92%、0.56%和1.46%，加权平均TFP增长率为0．60%。同期中国TFP平均增长0.70%，在改革开放前的1957-1977年TFP平均增长-1.21%。中国创新能力属于第三方阵，其仅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极速体育nba360》形成的TFP增长，达到3%以上且远高于这些第一第二方阵创新型国家的概率可能不大。
琼斯研究1980-2000年的数据发现，在欧美研发人员投入和TFP增长函数计算中，投入呈向上向右增长曲线，并没有带来TFP同向增长。[3]菲斯佩奇评论，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其增长呈现为一条相对平缓的曲线。[4]而从美英法德日韩六国加权平均后的TFP增长看，20世纪70、80和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和第二个9年，各阶段平均TFP增长率分别为0.80%、0.79%、0.67%、0.43%和0.46%，呈平缓并略微下降的趋势。[5]
因而，中国作为一个创新型水平位次还低一两个方阵的经济体，1978年以来亚洲生产率组织和国内学者计算年均3%以上TFP的增长率，至多25%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75%甚至更多源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
其次，中国1978-2022年推进改革获得75%-80%的TFP，来源于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和改革形成新的激励机制。
（1）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零到市场价溢值性TFP。国内外学界忽视了中国二元体制改革中，原来无价格的土地房屋，一旦市场化改革成为可交易和可定价的资产，只要其发生交易，就会发生从零到市场价的溢值。如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后，从核算上讲，卖出原来零价格住宅的家庭获得现金收入，买入原来零价格住宅的居民需要进行购置支出，从收入法和支出法方面无疑需要核算GDP，而生产法核算时只能作为余值来处理。经济学含义上理解，资产溢值是计划经济中作为自然存在和人工形成的零价格土地房屋资源，其价值化、货币化和财富化的结果，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
（2）推进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发展乡镇企业、推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计件工资制等改革，提高了劳动者工作和资本生产的效率。如改革前后，在农业领域1985年比1977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9.60%，但粮食产量却增长了34.09%[6]。工矿领域中，1980年在劳动力要素和装备数量不变甚至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分不同的行业，产量增长了15%-40%[7]。而农村城郊的乡镇企业发展壮大，农村劳动力向企业转移，城市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下乡指导，农村中闲置土地用于厂房建设，总体上投入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没有增加，1978-2002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例却从5.66%提高到26.61%。[8]
[1]数据来源：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Organization），http://www.apo-tokyo-aepm.org。
[2]孙琳琳、任若恩：《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
张少华、蒋伟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测度与分解》，《统计研究》2014 年第3 期 。
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年》，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
[3] Charles I． Jones，“Time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No． 2（May，1995）， pp.495-525． http://www.jstor.org/stable/2118448．
[4]巴特•菲斯佩奇：《创新与经济增长》，《牛津创新手册》，柳玉林，郑刚，蔺雷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494-499页。
[5]数据来源：格罗宁根大学佩恩表，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lang=en。
[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
[7]国家经贸委：《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八十例》，《经济管理》1981年第10期。
[8]根据以下资料计算。数据来源：农业部乡镇企业局：《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
周天勇：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数理逻辑框架———基于二元体制扭曲差值的分析方法，刊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杨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