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7日电 题：西方的“中国偏见”，从何而来？如何破局？
作者 彭大伟 吴家驹
中德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德国看待中国的方式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有哪些中国文化艺术名人在德国家喻户晓？在“一带一路”倡议等议题上，如何消除西方存在的偏见？
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欧洲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中国汕头大学特聘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负责人、德国研究者胡春春，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
两位专家指出，对话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关键。顾彬表示，尽管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受到美国影响，但德国与中国无疑是朋友。胡春春则表示，在西方与中国的接触中，“欧洲中心主义”贯穿始终，关键是中国如何应对欧洲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把中国作为他者”的观念。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德国社会的中国认知，受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影响
中新社记者：在历史上和当代，德国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
顾彬：从哲学来看，德国寻找的是一种拯救，它的拯救首先从神学来，然后从哲学来，最后从中国来。但是后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要注意的是，我们总说“西方”这个概念，但是美国与欧洲区别很大。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德国的少年儿童总爱看美国电影，当时看《傅满洲博士》系列影片，电影里“傅满洲博士”要控制整个世界。现在很可笑的是，不管是德国的记者，还是德国的政治家，全都觉得中国是新的“傅满洲”，要控制整个世界。中国不是新的“傅满洲”，恰恰相反，中国要的是合作，中国和德国是朋友。
德国目前的问题在于，德国觉得自己是“弱者”，中国是“强者”。但德国与中国是朋友，中国要的是能够跟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做好朋友，而美国不要。
胡春春：历史上，欧洲接触中国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美国，欧洲受到美国“中国观”的影响，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我曾经尝试研究过西方、欧洲、德国和中国的接触，从最早的耶稣会时期至今，我以三个学者为标志，一个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一个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还有一个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我总结出了一种欧洲和中国双元论的模式。
我的一个德国同事也认为，无论是莱布尼茨、黑格尔，还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实际上都是欧洲中心主义。所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和克服欧洲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这种“把中国作为他者”的观念。
在当代德国社会中，有关中国的信息和知识的来源已经被“智库化”，而不太会去和中国研究界或者汉学界进行交流。所以很有可能，德国主流的对于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一些让中国人觉得很吃惊的问题。
德国的主流舆论，可能确实需要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否则在德国人看中国、中国人看中国、其他非欧洲国家、非西方世界国家看中国之间，可能会出现很大的落差，这就可能会产生误解。
中德文化巨匠，搭起沟通桥梁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德国、欧洲文化，有哪些共通之处？
胡春春：中国文化和德国文化、欧洲文化的共通之处非常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和德国、欧洲都生活在现代的秩序里。现代的《体育投注网址》种种优点和缺点，实际上就是共同
比如，中西方文化中，都有一种对于善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追求。而这种善和好，无论是在个人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虽然不同的价值排序可能不一样。
中新社记者：不少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尼采、贝多芬等德国人耳熟能详，有哪些中国文化艺术名人和学者，是德国民众比较熟悉的？
顾彬：孔子、老子、庄子在德国读者心中，有固定的地位。他们可以帮助德国读者、德语国家的读者寻找自己的道路。德国人需要灵魂上的拯救，而孔子、老子、庄子等能给他们带来拯救。此外，德国人也知道莫言，莫言的作品在德国印刷得很多。
中新社记者：利玛窦是中西方交流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人物。在中德交往史上，有哪些人物曾为促进两国交流带来启示？
顾彬：我在中国已经十年了，我总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对话的重要性是德国当代哲学最重要的题目，而对话的可能性是从耶稣会的利玛窦开始的。此外，从德国来看的话，促进两国交流的还有卫礼贤、赫尔曼·黑塞等人。
胡春春：除了利玛窦，谈到中西方文化间的交流者、对话者，我想到的也是卫礼贤。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卫礼贤的著作了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卫礼贤是怎么看待中国的。
中西方可用交流消除偏见
中新社记者：两位老师都曾在此前提及，西方在“一带一路”、全球抗疫等议题上存在对中国的偏见，如何看待这种偏见？
顾彬：20世纪60年代，鲁尔区是德国非常富裕的工业区，后一度衰落，而德国到现在也没找到拯救鲁尔区经济的办法。
但中国的方案可以“救”杜伊斯堡等鲁尔区城市。中国看得非常远，“一带一路”是一个看得非常远、能给所有国家带来好处的倡议。
疫情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而我们应该合作，21世纪所有的问题都是合作，但是美国不合作，试图破坏欧洲抗疫，还想破坏中国抗疫。
德国当代的哲学家们，都在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认为德国应该回到一种集体主义，需要一种新的、符合欧洲需要的集体主义。
胡春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是一种促进经济有更多联通性、流动性的很好的方式。中国愿意把自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进行分享，中国人的经验就是“要想富，先修路”。但没想到“一带一路”倡议会被部分欧洲政客视作一种“战略威胁”，这是荒谬的。
在疫情中，大家产生了很多误解。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于疫情的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中国对于疫情的应对，可能欧洲人、德国人不懂。我们还是需要交流，其中不应该有任何的偏见和障碍。
同时，美国在全球抗疫中发挥了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本来抗疫是全社会、全世界的事情，但是美国首先把抗疫政治化，这是很不应该的一件事情。(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