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基本农田的保护一直十分严格。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明确，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收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当地明知在农田里建地铁站不可为却执意为之，让人不解。
对于当地“超前谋《fun88官方》划”的解释，人们似乎并不认可，有专家指出：“不能以超前谋划为由，先把地铁站点建在基本农田里，再倒逼上级部门出于民生考虑，允许其调整永久基本农田规划。”
“违规也先干，把生米做成熟饭再说”，现实中，一些地方“先上车后买票”式操作，并不少见。比如，有的地方先违规批准在生态环境保护区内上马某些本不该开展的项目，随后再调整保护区范围，以达到“整改到位”或者让相关项目“合法”的目的；有的地方为提升绿化率，明知一些路网两侧为不可更改用途的基本农田，仍强力要求栽植绿化林……
如此操作背后，往往是权力的任性和随意。恰如有基层干部所说，即便有关主管部门因项目违规而发出建议函，但往往抵不过“上级领导高度重视”。此外，调查研究、科学决策、责任追究的机制未能完善和落实，决策与基层实情有偏差也不予纠偏、不需担责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类似的“拍脑袋”决策。而如此决策和操作不仅浪费金钱和资源，还伤害民众感情、有损地方营商环境和形象。
客观而言，规划和决策可以超前也需要超前，但科学、恰当、适度，合乎规定和程序，仍是前提。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当下，坐办公室全是问题，下到基层全是办法。那些与民生相关的规划设计，那些耗费不菲的工程项目，实在应该多听听群众怎么说、百姓怎么看，要努力避免闭门造车，华而不实。
大到重点建设工程，小到修缮街巷一砖一瓦，任何一项城市决策都不是闹着玩的，更不能“翻烧饼”。这牵涉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形象和治理能力，也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便捷程度和幸福指数。希望各地能以“反面教材”为鉴，多一些权力敬畏、依法行政，多一些问需于民，让调查研究为城市治理释放更多活力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