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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福州4月3日电 题:中国悬棺葬俗何以播及东南亚?

  ——专访福建博物院研究馆员汪震《bob官方网页版在线登录》

  中新社记者 龙敏

  中国古代先人在临江面海、依山傍水的悬崖峭壁,将殓尸棺木高置于崖壁、洞穴或裂隙处,这就是悬棺葬。悬棺葬俗广泛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群岛亦有较多分布。

  这是一种怎样的葬俗?何以播及东南亚乃至太平洋群岛?福建博物院研究馆员汪震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悬棺葬是一种怎样的葬俗?

  汪震:悬棺葬是中国古老先民们的一种独特葬俗,最早流行于南方古越人所居地域。广义的悬棺葬,根据其具体类型,也被称为崖棺葬、崖洞葬等。其主要特征是将船棺、木棺、陶瓷瓮等葬具放在江河岸边的山崖上。有的依靠人为打桩支撑,有的放在悬崖间的缝隙处,有的则置于天然或人工开凿的崖洞内;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

  悬棺葬分布范围除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台湾等中国各地外,还向海外传播,目前在越南北部、泰国东北部、加里曼丹岛、菲律宾群岛、琉球群岛、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与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均有发现类似遗存。其流行年代从商周开始,直至明清西南地区如苗族、布依族等的聚居地仍有发现。

  在面临江河或朝向大海的山地,古代先人选择高处作为死后归处,除了避免野兽侵袭和人为破坏、以及利用洞穴遮蔽风雨的实用考虑外,还与早期的魂灵思想有关。在他们看来,人死后并非形神俱灭,而是有灵魂的,可以“升天”,而“山”是“升天”的必由之路。因此,他们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把尸骨葬在巍立云端的悬崖峭壁之上,以契合“升天”的企盼。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福建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武夷山,可以看到悬崖峭壁上的船棺。为何说武夷山是悬棺葬俗的发源地?作为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武夷山船棺有何文化价值?

  汪震:位于福建北部山区的武夷山,以碧水丹山、奇峰异石著称。坐竹筏顺九曲溪而下,数百丈高的悬崖峭壁上,有多处神秘洞穴和船棺。

  有关武夷山船棺的最早记载,始于南朝。南朝佚书《建安记》曾叙说顾野王到过闽北地区,谓“建安有武夷山,溪中有仙人葬处”“谓之地仙之宅,半岩有悬棺数千”。著名理学家朱熹云:“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传即神所宅。峰峦岩壑,秀拔奇伟,清溪九曲,流出其间。两崖绝壁,人迹所不到处,往往有枯杈插石罅间,以庋舟船棺柩之属。柩中遗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坏。”

  从目前已发现的该类葬俗来看,武夷山脉附近发现的悬棺葬时代都比较早,其中又以武夷山市从白岩和观音岩上取下的船形木棺年代最早。这两具船棺均以楠木刳成,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分别为3445±150年及3370±80年。结合棺内丝棉织物及附近出土的陶片等进行类型比对,这两具船棺的年代大致锁定在商末至西周中晚期。

  目前,武夷山景区西北部莲花峰白岩崖洞取下的船棺馆藏于福建博物院,长约489厘米,宽约55厘米,高约73厘米。1973年,福建省博物馆组成船棺考古队,在当地政府部门支持协助下,采用人力绞车升空的办法,将考古队员送入距谷底51米的崖洞内,成功将船棺完整取出并吊装落地。

  船棺整体呈船形,底部似梭形,由上下两部分套合。这种船棺体现当时居民水行山处、生死不离舟楫的生活形态。经体质人类学家对遗骨的鉴定,船棺主人为一名55岁到60岁的男性,身高约1.65米,属海洋蒙古人种类型。

  在白岩船棺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件龟形木盘,被放置在死者胸前。龟为水中常见生物,因其长寿往往被赋予长生祥瑞之意,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前往幽冥世界的某种寄托。

  武夷山市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所在地,文化内涵丰富久远。武夷山市所处的闽北地区,考古发掘的史前遗迹众多。武夷悬棺的发现,可证明早在数千年前就有一支古越人在此生活,他们活跃于闽赣浙三省交界地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极大推动了东南地区迈入文明的进程。

  船棺内出土四种纺织品残留物,分别为大麻、苎麻、蚕丝和棉布。那一小块不起眼的青灰色棉布,价值极其珍贵,是当时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棉布。《禹贡》所记载的东南地区进贡的特产“吉贝”,即为棉织品。考古发现印证了福建地区悠久的丝棉纺织史。

  中新社记者:在古代,没有现代先进机械设备,用何种方法将悬棺放置到数十米甚至数百米高的悬崖洞穴中?

  汪震:沉重的悬棺如何放置到险峻的悬崖峭壁之上,一直是这种特殊葬俗的难解谜团之一。三千多年前,生产力水平低下,要把那样硕大笨重的棺木放置到悬崖绝壁的腰峰间,就是在今天,也绝非易事。

  学术界曾有几种推测,包括当时水位较高可以直接将船棺放于洞穴间,搭土台、木架、栈道等抵达洞口进行安放等。但这些推断在综合各种因素研究后,都因为可能性较低而逐渐被否定。

  目前,学界认为最可能的方法是采用原始的吊装技术,将悬棺提升到一定高度进行安放。而武夷山白岩船棺上,也确曾发现绳索捆绑的痕迹。江西相关部门还曾实地做过实验进行验证。

  鉴于当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尚无齿轮这样的工具,要吊装沉重的船棺到极高的位置也十分困难。古人具体如何操作、使用何种工具和手段,都需要进一步累积证据才能得出结论。但无疑,当时先民们所拥有的因地制宜的智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中新社记者:悬棺葬俗如何播及东南亚乃至太平洋群岛?

  汪震:在史前人类迁移的研究中,南岛语族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性课题。有研究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前,东南沿海地区的人群就开始向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沿海岛屿扩散;在距今5000年到4000年左右,又逐渐向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扩散;这种趋势延续到了青铜和铁器时代。

  在汉代以前,中国南方广大地区为百越所居之地。随着王朝的更迭和中原局势的变化,越人除很大一部分融入华夏体系外,也有一些族群向更远的南方及海上迁移。他们选择与自己生存环境相似的地方定居,也将包括丧葬方式在内的文化习俗保留了下来。

  2010年,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后人曾经发起过一次“寻根之旅”。他们驾着仿古的独木舟,仅凭观测星空、洋流等进行导航,经过四个月抵达福州。这次大胆的尝试,也证明了早期海洋迁徙的可行性。

  中新社记者:当下,应如何加强悬棺葬俗的研究和传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并藉此桥梁纽带密切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合作?

  汪震:目前,中国的悬棺葬资料日益丰富,研究也更加深入广泛。综合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各学科力量,进行更细化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厘清古文化的发展脉络,对于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有重要意义。同时,加强悬棺葬课题的国际合作,也能推动早期人类迁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向外传播的重要桥梁,也是连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这种密切联系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史前时期人类就开始面向海洋的不断探索。正是对海洋的探索认知,推动了造船术和航海术的进步,进而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基础。“海上丝绸之路”不但是互通有无的商贸之路,更是文化传播和融合之路。

  东南亚、南亚地区不但广布众多侨胞,与中国有斩不断的血脉联系,更在文化上彼此相亲。在明代,郑和下西洋曾在这里留下深刻烙印,三保庙、妈祖庙等至今在东南亚地区受到敬拜。而中国也曾从东南亚引进包括番薯在内的重要农作物。这种互学互鉴,令彼此受益,也成为人类建设共同精神家园的典范。(完)

  受访者简介:

   汪震,福建博物院研究馆员,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陈列及文博研究工作,为《福建古代文明之光》《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等主创人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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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拓跋焘 【编辑:李若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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