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见习记者 林秋彤 北京报道
今年以来，城商行高管人事变动格局呈现显著动态变化。一方面，年轻高管上任渐成趋势，众多 70 后、80 后担纲重任，步入核心管理层，为银行注入创新活力，应对诸如房地产不良贷款、成本收入比失衡、资本补充需求等棘手难题。另一方面，外部调任人员增多，来源广泛，不乏大行老将与监管资深人士。
记者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人事任免批复和银行官方公告等不完全梳理，今年年内，大约有15家城商行的董事长职位有变动，大约有13家城商行迎来了新任行长。
年轻高管担重任
今年出现了更明显的高管年轻化趋势，70后甚至80后逐渐走上管理岗位。年轻高管出现在银行管理层，一方面以“新鲜血液”助力着银行数字化转型和业务创新；另一方面，年轻高管也承担着带领城商行突破经营困境，甚至“逆风翻盘”的重担。
威海银行中期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金额为4.0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5.56%。相较于去年末，威海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金额增加了1.24亿元，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增加了1.62%。郑州银行中期报显示，截至6月末，该行房地产业的不良金额为19.84亿元，房地产业贷款不良率为6.86%。相较于去年末，增加了0.38个百分点。
山西银行财报披露，2021年至2023年，该行的成本收入比分别为61.1%、81.53%、80.87%，而2023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的《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 （2023 年修订版）》规定，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成本收入比满分标准应不超过35%。
联合资信评估在长沙银行2024年的评级报告中指出，该行业务增速较快对资本消耗明显，未来核心一级资本面临一定补充《一分快三推荐下载》压力。据企业预警通数据，在今年三季报披露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87家城商行中，长沙银行该项指标排列第30名，为9.93%。
东莞银行则在今年被爆IPO中止，自2008年该行申请上市，至今已有16年未完成。据深圳证交所9月30日披露的信息，东莞银行IPO申请文件中记录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
可见，三位行长各自都承担着重任。整体来看，上述城商行在房地产业的高不良率、高成本收入比、核心资本压力等，背后深层原因还是离不开在房地产行业走弱，利率下行、息差承压的大环境下，银行营收下滑，利润增长乏力等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新上任的70后高管，在所就职的银行内都有近十年的工作经验，他们成长于该家银行，了解该行的业务路径和发展情况，而后反哺于此，比如张文斌在威海银行有超过15年的工作经验，谢勇维自1999年加入东莞银行，至今已在该行工作了25年。整体来看，部分城商行延续了传统的管理层晋升模式，即从现有管理团队中提拔高管。这既体现了对银行内部治理稳定性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对现有高管团队的信任。
外部调任多有大行、监管工作经验
贵州银行财报显示，该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占比72.77%，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仅 有3.46%。截至12 月 11 日 10时41分，贵州银行股价为 1.26 港元/股，较发行价下跌了1.22 港元，跌幅达 49.19%。可见，贵州银行急需在业务上进行多元拓展，扭转收入来源过度依赖利息的局面，从而抵御市场利率波动和信贷业务下滑对银行盈利的冲击。吴帆在建行的业务工作经验，或许能为贵州银行找到新的“出路”。
除了外部调任有多年大行工作经验的高管，一些城商行也倾向于在央行或金融监管系统有多年任职履历的人选。
宁夏银行董事长吴琼也有类似的工作履历，今年7月，吴琼获批董事长任职资格。此前，吴琼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金融管理办公室、宁夏回族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监管系统有过20余年工作经历。
综合来看，城商行外部调入的“老将”们，多在国有大行、头部股份制银行、央行和金融监管系统等，有过长期的管理工作经验。外部调任高管，也反映了部分城商行希望能够从外部引入人员、管理和资源的支持。
责任编辑：王馨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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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房祖名 【编辑:布莱德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