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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到科幻，再从科幻到科学，这场文艺作品与科学科技的碰撞，创造出了无数的意想不到。国家级科学家团队全程护航国产科幻影视向世界远航鸣笛，在这个过程中，也向更大的受众群体播撒了科学的种子。对于中国的影视产业和科普事业，这都是一次伟大的尝试。
“宇宙闪烁是否真实存在？”“数字生命有可行性吗？”“如果一天变成60小时，我们要工作多少个小时？”……
带着和观众们一样的期许，《工人日报》专访到为国产科幻量身打造世界观的4位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物理所研究员魏红祥、梁文杰，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
从公式到屏幕
《流浪地球2》和《三体》之所以被定义为国产科幻的里程碑，其中重要的指标就是有一套庞大而完整的世界观(电影对整个世界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观点和看法)。
无论是“引爆月球”“数字生命”“太空电梯”“古筝行动”这些大的构想，还是图恒宇墙壁上，魏成屋子里那些作为背景板存在的密密麻麻的公式，都有科学顾问们的硬核支撑。
据了解，《流浪地球2》聘请了19位各领域专家，组成科学顾问团，为电影的世界观做了详尽的设定。全片剧本7万字，而背后的世界观内容却超20万字。剧版《三体》在7年的筹备拍摄过程中，先后有六七十位科学顾问加入其中。
“科学顾问”作为国产科幻的新鲜力量，对于影视工业是第一次，对于科学家群体也是第一次。他们不但创造了作品中的全新世界，也创造了一个国产科幻工业的全新格局。
王元卓为《流浪地球2》贡献了“人在回路”的剧情线。“我们不能苛求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知识是百分之百准确的，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在他看来，科学性和艺术性需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让观众被“真实感”带入剧情的同时，享受脑洞大开带来的绚丽观感。
“对人工智能、数字生命、脑机接口等这些我们已知的、已有共识的科学知识的设定，要更加专业。同时，对未来的假想要有一定合理性，至少在设定的时间点上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他的设计下，影片中的550系列智能量子计算机，体积很小甚至可以随身带上月球，但算力超强，并且不断地迭代，它的出现和发展也使影片对数字生命的探讨有了现实依据。这样的畅想并不虚幻，因为从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出发，观众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和理解，甚至还会进一步地思索和探究。
梁文杰最难忘的则是炸月球情节的设定。剧本原来的设计是集合地球上所有的核弹炸毁月球，可天体物理组经过计算后发现这并不可行。但这个情节又是必须存在的，于是科学家们开始集体“烧脑”，经过天体物理组和理论物理组的几轮讨论，才形成了“相控阵列核爆月球”的方案，让科学、视觉、剧情完美地平衡住了。
科影融合的通道已经打开
梁文杰是《流浪地球2》和剧版《三体》的科学顾问，而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做科学顾问这件事有些疑虑，“如果只是拉科学家过来挂名做背书，我是不会同意的。” 经历了这几次合作，现在他对国产科幻片日趋成熟的工业化程度，有了信任感。“制作团队们对世界观的搭建十分认真，有的时候科学家们都觉得可以了，但制作团队还在不停地完善，最后呈现的视觉效果也是十分震撼的。”
2019年上映的《流浪地球1》，打开了国产科幻电影的大门，也给影视业和科学界带来了融合的契机。2020年，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了被称为“科幻十条”的《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随后，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科协牵头建立科幻电影科学顾问库，聘请了一批两院院士、权威专家和优秀科技工作者，担任科学顾问库专家。2020年底，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科学与影视融合专业委员会。
此次《工人日报》专访的4位科学家，与科幻电影发生互动，也都由来已久。
《流浪地球1》上映时，王元卓为了给女儿普及影片里的知识点，手绘出一份科学讲解图。为了能更好地保存，他发在了自己的微博里，没想到竟获得1.5亿次的阅读量。
苟利军接触到“科学顾问”这个概念，则更早些。2014年，《星际穿越》上映，片中以“黑洞”“虫洞”“引力波”为线索的科幻世界观，让作为研究者的他大为震动和兴奋。了解到该电影的科学顾问、物理学家基普·索恩还写了一本同名科普书，介绍电影背后的科学故事，苟利军连夜给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了封邮件，热切希望翻译这本书。最终，这位专业级影迷的愿望成真了。40多岁的苟利军说起这段经历，依然眼中闪烁星光。
“《流浪地球1》上映前，我去看过片，那时还没有经过后期制作，很多场景我们看到的还是绿幕，只能通过郭帆导演的讲解进行’脑补‘。即便这样，大家也很兴奋，因为终于看到了国产科幻的出发。”苟利军回忆道。
科学界对国产科幻影视的支持，除了科学家们的深度参与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支持，甚至还首次批准剧组进入粒子对撞中心、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实景拍摄。
科幻作品的反作用力
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上，“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的粉丝量巨大。能够让一门深奥又枯燥的科学火起来，作为主力撰稿人，魏红祥认为，是因为找到了和年轻人沟《宝宝计划彩票稳定吗》通的方式。
“粉丝一半以上是高中生。” 魏红祥面向青少年做科普已经有十多年，最近他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科学家的理想。
在他看来，科学、科普、科幻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科普是为了让大家明白科学概念、科学原理。而科幻则让更多的人思考更宏大、更未来的问题，它为一些事关人类未来的大事，争取到更多人的认同和理解，团结更多的人共同致力于解决和克服。
“科幻作品能带给人们一种内心的力量，当你对自己没有信心，或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他会引导你去思考、去行动。” 魏红祥说。
“我们现实中的科学规划，一般是3年、5年，很少会站在未来几十年后的角度看待今天的工作。当我们用科幻的视角去审视当下所做的研究时，会有很多新的思路。”王元卓说。
苟利军回忆，他之所以会成为“看星星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少年时期读到科幻杂志《飞碟探索》。而今天，科学家们想做的就是借助科幻热，让更多的人热爱科学、向往科学。
“科幻电影是科普和科研面向更多大众的一条重要通路。同时，通过科幻文艺作品的呈现，科学领域正在进行攻关、探索的方向会被更多人关注，这对科研本身也是十分重要的。”梁文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