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北台,位于陕西榆林市北约5公里的红山之上,是一座气势磅礴的明代长城建筑,易马城和款贡城两大遗存与其遥相呼应,合称“两城一台”。两城一台既是历史上“和平互市”的产物,又是见证“汉蒙一家”的重要历史实证。
汉蒙间的“和平互市”是怎样形成的?两城一台如何成为“汉蒙一家”的见证?
汉蒙互市市场:易马城与款贡城
明朝,中原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市空前繁荣,长城“九边”沿线设立的“马市”,便是与长城以北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
自明永乐年间(1403-1424),因边关冲突,明朝与北方蒙古诸部的互市时断时续,出现了“易马城头望北荒,暮云沙碛草茫茫”(《延绥镇志卷8<艺天下>》)的场景。
隆庆五年(1571)二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以孙子把汉那吉归顺明朝事件为契机,主动提出率领土默特部整体归顺明朝。由于俺答汗所据开原、上都等地土地比较贫瘠,其游牧经济单一而脆弱,十分仰仗中原农业资源的输入和补充,于是他向明朝提出封贡与互市的要求。
同年三月,明穆宗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侄也被授予都督同知、指挥同知等官职,同时开放十多处边市,达成了对俺答汗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
自此,俺答汗“三世受封,疆场无耸者四十余年”(《明神宗实录》)。和议不仅提高了俺答汗在蒙古诸部中的政治地位,也使汉蒙双方实现了资源互补和经济依存。
而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廷便准许俺答汗所辖吉能等部落于延绥互市,互市的地点设在边墙以南的易马城,是为“延绥市厂”。
此后,吉能被封为都督同知。此时,易马城早已改建为军事城堡,不能作为互市市场。
隆庆五年(1571)八月,时任督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西的戴才提出,“改延绥市厂于红山边墙闇门之外”“诏予吉能市于红山墩”,也即在红山墩上新建“款贡城”作为互市市场,是为“红山市”。由此,红山市成为明长城沿线唯一的“官市”,也是贸易往来时官员接待洽谈、敬献贡物、赠送礼品的地方。
对于红山开市的日期,《手机版彩票安装》明朝选定在马匹较瘦时的春末夏初时节,以防蒙古诸部借机侵扰。议定每年的三月开市一次,每次开市时间为十日,一般在望日,即中旬之后。
隆庆五年(1571),红山市首开。由于互市双方准备比较仓促,延迟到九月才开市。款贡城地域狭小,前来互市的蒙古诸部众又万骑辐辏,因此明廷制定了“分定市地、发给牌照、按次互市”的政策。
前来互市的牧民先集结在款贡城附近的头道河子河滩,由蒙古诸部派兵维持秩序。吉能所属各部,按照明朝预谴官发给的牌面,依顺序驱赶马匹牛羊进入款贡城进行交易。前期持牌者交易完毕出城,后续持牌者再入城。
红山市按照“官市毕,听民为市”的原则,先官市、再民市。官民同市促进了明朝官方与蒙古诸部之间的经济往来,深化了汉蒙民众间经济上相互依存、互通有无的密切关系。
因互市时间有限,每次开市,蒙古牧民驱赶成群牛羊、骆驼和马,中原商贾携带大量布匹、绸缎、盐、茶等,从四面八方前来。互市中蒙古诸部部落云集,需求庞大,经常出现货物供不应求的局面,中原商贾不得不在延绥镇内凑集银两,委托官员带领商人前往绸缎、盐茶出产地,紧急购买货物,星夜运往市所,专做易马之用。
据万历《延绥镇志》所载,自万历九年(1581)至十八年(1590),红山市官市用银111061两,易马17805匹,汉蒙互市维持着较大的规模。
《明神宗实录》记载: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卜庄诸酋自进马后,互市两月,华夷一家”。
互市期间,款贡城及周边帐包鳞次、商贾云集,边陲晏然,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太平景象。
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为保护红山互市正常运转,巡抚涂宗浚在款贡城西南侧高地上修筑镇北台,居高临下,观察前来互市的蒙古诸部和红山市的运行情况。
镇北台呈正方形,总四层,每层面积由下至上逐次减小,台高30余米,台基北长82米,南长76米,东西各长64米,占地面积5056平方米,外砌砖石、内夯黄土、外形方正,各层均设有多处瞭望口。
镇北台建成后,涂宗浚于南墙和北墙横额分别石刻“向明”和“镇北台”字样。“向明”代表驻边将士永远心向大明王朝。
镇北台为“城中之城”,据险临下,东邀山海,西连嘉峪,控南北之咽喉,锁长城之要口,是明长城中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墩台式建筑,也是万里长城中最大的军事观察哨望与军事指挥台留存。
镇北台被称作“明万里长城的心脏”,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三关一台”。
清初文人杨蕴在《镇北台春望》中写道:
关门直向大荒开,
日日牛羊作市来。
万里春风残雪后,
游人指点赫连台。
400多年来,镇北台扎根黄土,与长城相伴,守望易马城和款贡城。
中国古建筑保护泰斗、中国特色古建修护理论奠基人罗哲文先生认为,镇北台作为长城中最大的墩台,最为雄壮。如果将万里长城比作一条巨龙,龙头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龙尾是“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那么镇北台位于山海关和嘉峪关之间,是巨龙的心脏,喻为“万里长城第一台”,名符其实。
两城一台共同见证汉蒙一家亲
至清代,蒙古诸部归附清王朝,汉蒙贸易已不再拘泥于城内互市这一传统形式。康熙《延绥县志》记载:
“据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黄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陶穴以居,或施帐焉……镇城及营堡皆有市,而沿边村落亦间有之。”
清代汉蒙贸易的兴盛还仰赖于垦边政策的推行。长城处于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界,长期以来,边墙以北都是游牧区域。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廷令将榆林等六县边墙外直北50里,其中南部宽度为10里—15里不等的区域划为耕地,谓之“伙盘地”,由汉蒙合伙耕种。汉民向蒙民交付地租。汉民每年春季来此耕种,冬季归家,暂时伙聚盘居在边墙附近,形成了类似中原村庄的聚落,进一步促进了汉蒙贸易的发展。
乾隆年间,商贾们捐资在易马城和镇北台之间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不管是汉民还是蒙民,来到关帝庙都要上一炷香,讨个好彩头,这里遂成为汉蒙边贸交易的中心,汉蒙民众络绎不绝,公平买卖,各得其利。
如今,长城两边再也没有往来飞驰的控弦之士,也没有了枕戈待旦的戍边儿郎。留下的只有沉默的长城,注视着两边日益兴盛的市镇乡村和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原。
往事越千年,长城两边都已是故乡。(作者简介:聂君,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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