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彭德怀所指出的那样，从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我军开始了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从简单的兵种走向综合的兵种，从落后的装备改变为比较现代的装备，特别是在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军队的作战中，使我军获得了新的作战经验”。
诸军兵种逐步健全，向合成军队转变
由单一步兵作战发展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是军队进入现代化战争的主要标志之一。人民军队自1927年诞生起，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一直以单一步兵为作战主体。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庄严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准备解放台湾作战，人民军队建设的重点是海军、空军部队。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的贸易协定中，有1.5亿用于购买海军装备。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非常措施，调整了军队建设重点，由重点建设海军、空军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兵)和装甲兵的建设，举全国之力迅速扩编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部队，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并确定将原计划用于购买海军装备的苏联贷款大部分改为购买空军飞机和陆军武器装备，确保志愿军作战需要。
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国防会议上强调：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战争长期化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我们的军事建设应该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必须先定出一个短期的至少3年的建军计划”。根据这一精神，海军、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随即确定了自身的发展规划，开始大规模扩编或改装部队。海军为保证其他军兵种抗美援朝的需要，对建设计划多次进行调整和修订，于10月下旬形成了三年发展规划。
调整军队建设重点，加速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建设步伐，以及制订各军兵种三年建设计划，实际上是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起步。在中央军委和各军兵种所确定的一系列计划中，除个别项目外，其他方案基本都得到了落实。
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的半年多时间里，空军突击组建和扩建了17个航空兵师，其中12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1个运输机师，并从苏联订购586架各型飞机。志愿军空军边打边建，到1953年年底发展到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3000余架各型飞机，从数量规模和实力来看仅次于美苏，跃居世界空军第三位。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空军几乎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空军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除了空军，中央军委把炮兵建设作为陆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新中国成立时，全军炮兵只有3所学校、5个师部、80个团，至1953年年底，已发展到18所学校、23个师部(含2个火箭炮师、6个高炮师)和197个团。经过全军上下共同努力，志愿军炮兵的威力大幅度提高，通过机动和集中使用，已经可以同敌人的炮群进行大规模的对抗。在战争后期，志愿军的炮兵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在作战中起重要作用的“战争之神”。
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这些现代化军队必备的陆军技术兵种，抗美援朝战争前在人民军队中还鲜见其踪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央军委决定紧急扩建装甲兵部队和工程兵部队，迅速完善通信兵装备，使之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在战争中，为使陆军技术兵种的发展少走弯路，缩短摸索过程，非常注重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军实际加以应用。志愿军陆军技术兵种边作战边学习，在战争的实践中成长壮大起来。
为使军队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相适应，总参谋部经与各军兵种反复研究论证，于1952年7月制定完成了《1953年至1957年军事建设计划纲要》。纲要对5年内陆军(含各技术兵种)、空军、海军的编制人员、装备目标及实现步骤等做了明确的规划，虽然这一纲要在执行过程中进行了许多调整，但它所确定的目标始终未变，特别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发展思路，对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军队现代化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战斗力迅速提升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武器装备则是战争力量的重要物质基础。人民军队尽管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是同拥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没有必需的现代化装备，是难以取胜的。加强和改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成为志愿军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采取各种措施，从全军范围内调整加强志愿军装备，但依旧与美军差距悬殊。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未能大量干脆地歼灭美军成师的建制部队，就是因为志愿军装备落后、技术条件差。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总部在编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时曾经做过一个比较，志愿军步兵师的火力，不考虑训练技术方面的因素，只相当于美军的三分之一。虽然志愿军充分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割裂迂回的战术，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志愿军的装备技术弱点，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火力和机动力弱而导致的打大歼灭战能力不足的问题。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关注这一问题，既承认武器装备落后，又重视改善武器装备，采取一切办法，千方百计地缩小与改变志愿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
在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决策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赴苏联与苏联领导人会谈，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援助。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于1951年1-2月向中国正在或计划用于朝鲜战场作战的志愿军12个军36个师提供步兵武器装备，以保证作战需要，并开列了需要提供的武器装备清单。
苏联政府满足了这一要求。利用这批苏式装备，志愿军从1951年1月下旬开始对步兵部队进行换装。第二番入朝参战的第19兵团、第3兵团的部队首先改换苏式装备。其中，第19兵团除兵团直属部队和各军直属队，所属9个师全部换发了苏式步兵轻武器，计步枪35937支、冲锋枪6588支、轻机枪1880挺、重机枪485挺，并均配发了2个基数的弹药。同时，每师还编制1个重迫击炮营。第3兵团换装苏式武器装备的情况，与第19兵团部队基本相似。正在朝鲜元山、咸兴地区整训的第9兵团部队，则于1951年2月先行换装3个师的轻武器，计苏式步枪11979支，冲锋枪2196支，其他各师则与正在前线担负作战任务的第38、第39、第40、第42军部队随后改装苏式轻武器。
1951年6月，中共中央又向苏联提出军事订货的清单，请求从苏联军事贷款中订购60个步兵师的装备。为适应战场需要，要求苏方在1951年年底提前先提供10个师的装备，包括战场上急需的坦克和大炮。其余于1952-1954年分批提供。后因解决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急需，毛泽东与斯大林通过电报往来协商，在60个师之外，再补充提供85毫米口径高炮120门、各种炮弹229.25万发、反坦克手榴弹10万枚、火炮和牵引车轮胎1056个，于1951年年底前提供，而将60个师中56个师的装备均推迟半年提供。经过谈判，苏联方面基本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并提供各种兵器与弹药的生产许可证。
这样，1951年6月之后入朝的志愿军第20兵团和其他部队，均改装了苏式武器装备。此外，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全国人民开展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所捐献全部价款，可供购买3710架战斗机，这一运动对加强和改善志愿军武器装备起了巨大作用。
武器装备的改善，直接表现为志愿军战斗力的提升。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志愿军炮兵部队在28分钟的炮火准备中即发射炮弹1900余吨，步兵部队在火炮和坦克的掩护下，仅用1个小时就全线突破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坚固防线，向南最远突进18公里，收复阵地160多平方公里。到了1953年7月朝鲜停战前夕，无论防御战斗还是进攻战斗，志愿军都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作战观念深刻变化，探索现代战争制胜机理
战争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智慧。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把握战争规律，科学实施战争指导，灵活应对、积极作为，成功探索出现代战争的制胜之道。
志愿军出国作战，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武器装备落后，特别是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遇到以往作战从未遇到的困难，主要问题是能不能打、能不能守、能不能保证给养运输。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的全部军事指导，都是围绕解决这3个问题。
志愿军入朝前，中共中央分析了全面情况，对志愿军出动后，战争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判断，认为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志愿军能够以灵活的战法，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实施有效的作战，迫使美国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军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同时他告诫全军“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和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在战略指导上，采取运动歼敌的《99499www威尼斯》方针，指导志愿军实施带有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从而扭转战局，奠定战争胜利的基础；在形成相持局面下，确定“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以及“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指导志愿军顺利完成战略转变，完成坚守三八线南北地区防线、促成朝鲜停战的战略任务；在战役指导上，科学研判战场形势，正确把握敌我行动规律，在战役的重要关节点，提出切合实际的战役指导方针，适时决定战役进止。
在战术指导上，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创造行之有效的新战法。美军部队怕夜战，志愿军则充分发挥夜战特长，将夜战提到战役和战略的高度加以运用；美军摩托化和机械化装备对后方依赖性大，志愿军则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切断其后路，动摇其战役决心；美军步兵怕近战，志愿军则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法，隔离美军步兵和坦克的联系，实行近战，集中力量打其步兵。志愿军攻击火力弱，遂改变战略战役性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法，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志愿军实行坚守防御困难，前期在运动战中采取“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部署原则，依山傍水节节抗击，后期在阵地战中创造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采取相应的坑道战术。在第一线展开冷枪冷炮狙击歼敌活动，杀伤昼间出没前沿阵地的敌军，致使越战越主动。
这些制胜之道，既是对人民军队作战传统的继承，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发展，有力促进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军事变革，使人民解放军作战观念发生重要转变。毛泽东在总结战争经验时，曾经把“取得军事经验”列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伟大意义的第二条。他说：“这一次我们摸了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成立了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从总体上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总结、研究。与此同时，志愿军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以及各军兵种和大部分参战军，也陆续开始总结和研究入朝作战经验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对于后来人民军队在训练和保卫国防作战及援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部队经受实战锻炼，培养造就军事骨干
军队战斗力从来都是由人和武器两个要素组成。无论军事技术如何发展，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的主导。作为一支诞生、成长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为落后、科学技术水平极为低下国度中的人民军队来说，抗美援朝战争打开了放眼看世界的窗口。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主动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战争样式的变化，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经受了现代战争的锻炼和检验。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面对全新的战争，一些指挥员缺少必要的现代战争知识，对现代武器装备性能和作战运用特点缺乏了解。志愿军专业技术兵种少，专业人才匮乏，各兵种协同效果差，对缴获的现代武器装备也不能充分利用和有效维护。
结合战争实践，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体指战员的科学文化水平。1951年11月，中央军委在关于下年度军事训练的指示中要求“全军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者，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经过充分动员，自1952年6月1日起，全军即展开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至7月底，全军参加学习的官兵达200万人。通过教育，军队的文化水平发生明显的变化，一大批文盲、半文盲的语文水平达到高小或高小毕业程度。到1953年5月，全军文盲(初小以下文化程度)已从1951年的67.4%下降到30.2%，初小毕业以上者由16.4%上升到42.1%。
文化教育对我军指战员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提高军政素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为适应战争需要，人民军队还在较短时间整编和新建了一批军事院校，形成较为完善的院校体系，为当时和后来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急需的各类人才。
通过战争实践培养军事人才，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
为了锻炼部队、培养人才，中央军委确定了“轮番作战”的方针。通过轮番作战和轮换作战先后参战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又1个师，直接参加过第一线作战的为25个军又1个师；地面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射炮兵5个师又10余个团和60余个独立营；坦克装甲兵3个师；空军歼击机航空兵10个师又1个团，轰炸机航空兵3个大队；还有雷达、探照灯部队为空军和高炮部队作战服务。另有铁道兵10个师和1个援朝铁路总队，工兵15个团担负铁路、公路的抢修、新建和各种工程保障任务，有2个公安师担负后方剿匪、警卫、押运、装卸和公路线上的防空哨任务。
在两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经受锻炼的部队占全军部队的比例，步兵为70%，空军为40%，炮兵为73%，装甲兵30%，防空部队为60%，工兵为57%，铁道兵为100%，公安部队为11.7%。毛泽东在1952年8月兴奋地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同样取得朝鲜战场实战锻炼的还有国内军队高级指挥机关和高级指挥员。从1951年春天起，中央军委和军委总参谋部就有意识地从军委各总部和各大军区抽调高级干部和机关人员加强志愿军总部机关，并实行轮换制。从1952年12月起，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对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司令部和各兵团机关人员进行了大幅轮换，志愿军总部和各兵团、各军兵种、各军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大幅调整。1953年又组织高级指挥员到志愿军代职锻炼。
轮换作战的实施，既解决了在朝作战部队的休整和保持充足作战力量的问题，也使更多的部队、指挥机关和指挥员接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对现代军队和现代战争的领悟更加直接和清晰，对统一全军认识、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