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南
正值节后返工季，就业市场一片《皇冠登1》红火。但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公司堂而皇之将30岁作为招聘年龄上限，让不少求职者感到诧异与无奈。网上也有人就此关联延迟退休话题，调侃道：“30岁求职嫌老，60岁退休嫌早。”
调侃归调侃，却也反映出结构性就业矛盾，以及一些人对当前职场环境的现实感受。从“人到中年，职场半坡”“35岁危机”，到如今30岁成了求职一道坎，网络热点里，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波“年龄焦虑”的故事。这其中固然有一些人放大个案、制造焦虑的套路，但也确实有不少企业，明里暗里抬高就业门槛。这些门槛与延迟退休等话题碰撞叠加，自然更会戳中大家的敏感神经。
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人口数量已经步入下降周期，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过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社会老龄化逐渐加深，更要求全社会珍惜和用好人力资源，发掘更可持续的人才红利，同时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缓解处于价值创造黄金期、也是家庭责任主要承担者的中年人的种种焦虑。无论是出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在法律层面明确就业歧视认定标准、完善法律救济渠道，平衡雇佣双方的利益，还是加快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老年友好型社会以及更为高效的失业保险制度，目的都是要为大家减负兜底，以更扎实的社会安全网，传递出更强的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