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经济转型研究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宏观消费问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仅为38%，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导致了经济循环不畅、产品销售困难以及供给过剩等困难。面对这一现状，知名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11月26日的《未来公开课》演讲中，围绕“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主题，深入分析了中国目前存在的消费压抑现状及其成因，并提出了促进消费的具体建议，为大众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路径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以下为滕泰演讲节录：
大家好，我是滕泰。
我分享的主题是“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这个主题的起因，是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宏观消费压抑。什么叫宏观消费压抑呢？就是在GDP总需求构成当中消费占比太低，消费占GDP的绝对比重是54%左右。除掉17%的政府消费，家庭住户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8%。
这个比重在全球居民消费占比中是最低的。美国个人住户消费占GDP的比重大概是70%。包括印度、日本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的消费支出占比都在70%左右，高的能达到80%。欧洲作为高福利国家，占比偏低，在60%到65%之间。家庭消费占比偏低造成什么现象呢？就是经济循环不起来，产品销售比较困难。
跟全球我们的产出相比中国大概生产了全球35%的工业产品，但是中国人只消费了全球产品的（不到）15%。我们生产这么多产品，消费（又）这么少，就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通货紧缩，甚至很多行业供给过剩，经济有所衰退。
是什么挤占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呢？是投资。我们把它叫过度投资陷阱。
一个国家走过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之后，投资效益大幅下滑，投资对经济社会的总需求的拉动作用，投资乘数越来越小。这种情况下投资率就降下来。比如现在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投资率是20%到25%，也就是100块钱的GDP大概20%到25%用来搞投资，剩下都是居民消费的中国的投资率是43%。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投资率一直在40%以上。以去年为例，120多万亿的GDP，有五十几万亿都用来搞投资了。我们每年需要搞这么多投资吗？该修的桥已经修好了，该修的路也通车了，该修的房子已经住上人了，还有很多房子甚至都卖不出去。
所以基本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包括企业的厂房设备投资，都已经严重过剩了。这种背景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扩张投资呢？就是经济观念深层次的经济利益体制层面的原因。经济观念方面的原因就是很多学者决策者，甚至普通老百姓，都认为投资创造财富。修一条路或者一栋楼，哪怕没有卖出去，没有租出去，他认为这是创造了财富。反过来，他认为消费是浪费财富。把钱花掉了，打水漂了，怎么能叫创造财富呢？
中国人有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意识，造成从中央到各级省市县都重视投资。如果你是一个省长市长或者县长，你驱动或者稳增长，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手段是什么？无非就是两个第一找一些大项目。第二招商引资。这些都是促进投资的办法。问题是20年前修一个机场，可以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20年前修一条路，整个地区就富了。20年前修的那些楼、建设的厂房，都形成了生产能力，出口到全球各地。
但是现在，比如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还能有几个机场可以修？还能修多少高速公路？还能盖多少楼？
基础设施已经过剩，继续再扩张投资，不仅微观经济效益下滑，宏观上也循环不起来。一个大的项目投资，如果没有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把库存、烂尾楼、厂房沉淀起来，经济的循环效率就越来越低。
根据有关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当前政府的钱用来投资的宏观乘数大概是1.06倍，就是100块钱投资，赚106块，赚一倍多就赚不下去了。但是如果政府把财政变成消费券发给老百姓，老百姓拿去买了东西，企业的产品卖出去了。企业有利润，就可以再采购原材料、雇佣工人发工资、搞投资。工人拿到工资以后又去消费，整个经济就循环起来了。
所以同样一块钱，如果政府用来投资，它的乘数是1.06倍。如果用来发消费券给老百姓，对GDP的拉动作用是3到5倍。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么多财政资金国企资金用来投资？这就是过度投资陷阱。
中国每年五十几万亿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二十二三万亿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至少有十万亿是低效和无效投资，按照全球平均20%到25%的投资率，中国不需要每年五十多万亿的投资，二三十万亿就差不多了。
哪怕按照印度30%左右的投资率，120万亿的GDP，30到40万亿也差不多了。如果把投资率降下来，就可以每年省出10万亿到20万亿的资金用来促进消费。如此，中国经济才能更好地循环起来。所以宏观消费压抑和宏观过度投资陷阱是孪生的，只要克服过度投资陷阱，就可以把这个资金用来促消费。
我们为什么每年把这么多钱搞投资？就是观念、体制、还有利益的原因。搞投资相关的主体都有利，政府部门有一定的支配权，各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喜欢搞投资。中央从发改委到财政部一系列部门也在围绕着投资做工作。这是利益的原因。
还有体制的原因，就像当年的计划生育部门一样，计划生育已经不需要了，为什么不把计划生育部门取消呢？因为这两三百万的干部要有事干。如果体制上这些促进投资的部门不撤销，各省、市、县，从中央到地方促进消费的部门没有，让商务部门促进消费，又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没有钱。
体制转不过来，未来每年还《压球赛输赢怎么压》会有几万亿、十几万亿的低效、无效投资再往前走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总需求，而且（把它放在）下一年的九大重点工作任务之首。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怎么促进消费呢？
文件上、观念上认识到消费的重要性，跟行动上、实践上、政策上转向真金白银的促消费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美国从2020年到2023年疫情期间，持续向本国居民发放消费补贴，累计发了2.9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20万亿。日本、加拿大、欧洲、亚洲的新加坡，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都向居民发了大量钱、现金。
只有中国大陆，应对疫情的方式不是发钱促进需求，而是第一搞投资，第二补贴生产，第三恢复供应链。我们的努力都在生产侧。
努力促生产搞投资的结果就是2020年中国经济确实是正增长，但是这个正增长81%是搞投资贡献的，消费是负贡献。虽然投资创造了购买原材料、雇佣劳动力的需求，使经济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当该修的项目修成以后，就变成供给能力了。所以投资短期拉动需求，长期增加供给，形成更严重的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2020年以后，欧洲、美国需求繁荣。尤其2023年以后，中国需求不足，所有产品工业支撑与服务业都供给过剩。
所以2020年以来，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稳增长的政策，是造成现在结构性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为了促增长扩大投资，当今的中国无异于是饮鸩止渴。10年前、20年前遇到经济衰退、经济危机，去扩张4万亿、几万亿投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任何国家的财政政策都要经历从建设财政到民生财政的转型的过程。
以美国为例，1929年大萧条到二战期间，罗斯福新政期间，为了稳增长所采取的政策也是修桥修路，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居民消费不足、能力不足，政府投资把它顶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再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约翰逊总统就不再去搞基础设施投资了。因为该修的桥修好了，该修的路修好了，没什么项目可以投了。这个时候还需要扩张需求，他提出了“伟大社会”的计划，大量花钱修医院、修跟民生工程相关的，提高居民的社保水平，来稳住增长到了2000年网络泡沫，新千年的这三次经济危机。
美国政府没有扩张基础设施投资，甚至连民生工程都没去扩大投资，（而是）货币政策冲在前面，要么降息、量化宽松，要么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促进需求。
中国现在处在什么阶段？也许90年代或者2008年前后，遇到经济衰退，扩大投资还是正确的，因为经济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峰阶段，需要这些基础设施。但是当这些基础设施饱和以后，再遇到经济衰退，应该大搞民生财政，全方位提高老百姓的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的低保社会保障水平还非常低。现在城镇的覆盖率也没有覆盖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医院等公共设施也严重不足。这些都是促进消费繁荣的有效措施。
造成中国宏观消费压抑的主要原因是三个，第一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居民消费占比只有38%，居民收入占比是44%左右，用20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当年的GDP，得到的结果是44%，这个占比在全球也是最低的。如果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44%提到60%以上，老百姓有钱花了，当然会消费。所以促消费，不是搞各种应用场景、发文件去吆喝，惦记着老百姓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消费。是政府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有消费能力。
第二个办法就是提高社保能力，把医疗、养老、小孩上学这些后顾之忧解决了，他有储蓄才敢消费。
第三个方法就是学习，直接抄西方的作业，遇到经济不好的时候，给大家大量发消费券。比如未来三年，发10万亿的消费券，一年发3万亿。假设有这套政策宣布，老百姓肯定是一片叫好的声音。如果给他发个消费券，规定三个月或者半年之内必须消费完，过期作废，肯定消费就起来了。企业会怎么样？当然高兴了，本来滞销的产品现在卖出去了，本来跌价的产品现在涨价了。所以消费者也欢迎，企业家也欢迎。投资者呢？资本市场肯定暴涨，充满了信心。全球也会为中国叫好，中国如果发10万亿消费（券）全球的经济信心都会提振起来。
中国宏观消费压抑另一面孕育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我们有14亿的人口，现在人均消费支出相当于美国的1/8，人口是美国的3倍。如果能把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变成7亿，（给）低收入者大量发补贴，建成一个14亿人口的巨大的消费型的社会，才是中国未来的核心的竞争力。
40年前，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生产能力，通过改革开放、学习、不断地建设，我们现在有了全世界几乎最好的基础设施，出口能力制造能力全球第一，现在只是缺消费能力。打造全球消费高地全球最佳的消费市场，比起40年来从0到1，从无到有，建设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哪个更难？显然40年前那件事更难做。
现在打造消费能力要容易多了，只是生产的东西太多，消费不出去，造成经济循环不畅。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建好社保，推动资本市场的繁荣，形成财富效应，敢于给老百姓发钱。
发钱的资金从哪来？每年减少3万亿、5万亿的低效投资，少一两万亿给生产厂商的补贴少一两万亿给出口的补贴就有钱了。投资都过剩了，还要搞那么多低效、无效投资。产能过剩了，每年还要给生产企业补贴一两万亿钱。出口都全球第一了，还要给出口企业每年补贴一两万亿钱，这合理吗？消费严重不足，老百姓没钱，为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发钱促消费呢？
所以只要我们的决策观念、决策机制转变了，克服了相关利益的阻挠，形成了正确的政策。那么把中国打造成全球的消费高地，培育中国4到7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消费从现在阻碍经济循环的短板、软肋，就会变成核心的全球竞争力。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
责任编辑：杨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