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7日，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增长动能 中国探索”。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俏代表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方向和路径研究报告》。
刘俏在演讲中解释了“超越GDP的经济指标”，因为这也是我们报告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工作。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规模的宏观经济指标，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连贯性、可比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 曾有经济学者将GDP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将GDP用作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也并非完美。例如，GDP无法衡量非物质福利，无法衡量增长的质量，忽略了负外部性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准确性也受到质疑。
他指出，其研究团队采用了类似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在指标构建选取方面突破GDP的局限性，创造性提出“GDP调整因子”概念和 “有效GDP”（Effective GDP）的概念。其中，有效GDP反映“理想发展模式”理念下各国的真实发展水平；GDP调整因子是一系列重要的、衡量人们生活质量或福利水平的指标的函数，可以作为各国发展水平对标“理想发展模式”的折现因子，对GDP起到调整、修正的作用。
他介绍，构成GDP调整因子的指标体系包括7方面：劳动生产率、基尼系数、出生时预期寿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5年平均）、家庭可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比例、国际贫困线以下的就业人口占比、客运量。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基于七个指标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发展特征的GDP调整因子，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近200多个指标（SDG）关联性非常高。“超越GDP的经济指标”是未来我们评估中国发展水平的一个总汇指标，它背后体现的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以及路径。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上午好！接下来，我代表学院做一个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政策研究报告发布。简单介绍下报告背景：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提出“五大特征”之后，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图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何种路径选择、做哪些关键工作部署等问题。
光华管理学院的两个课题组在2023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从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第一个角度是重点关注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也就是如何用若干指标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另外一个角度是如何用一些总量指标来衡量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种发展理念。现在大家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是人民福祉，但是对此的批评比较多，那么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宏观指标是什么，我们这两个课题最后聚焦形成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报告。
报告本身合在一起大概是55个指标，从四个维度——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来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关注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我把55个指标稍微再做一个分类和梳理，聚焦最重要的五个指标，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存在哪些挑战。
第一点是全要素生产率。在近期的各类关于经济的工作会议里面，全要素生产率出现频率是非常高的，这两天讲到新质生产力也提到，新质生产力本身是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标志的。
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重要？其实逻辑本身可以追溯到我们讲的增长理论。根据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由要素（资本、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增长来解释。中国在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之后，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的势头就不那么强劲了。未来我们讲高质量发展，或者是持续性增长，更多要靠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看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四十多年时间经历了一些变化：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在4%以上，基本上解释了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10%左右GDP的平均增长，因为一般情况下构成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大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经占到40%，这个指标如果是4%的平均增长，一年的GDP增长大致是10%。
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到了2%以内。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对中国经济现在产生一些预期转弱，或者是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所以很多人比较悲观，而且悲观背后有一些历史数据的佐证，比如大家看美国，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但是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只有1%以内，最近几年降到0.4%、0.5%的样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长期增长率就是1.5%的样子。
现在很多人讲，中国是不是也进入到美国这个阶段，我们在完《皇冠线上平台官网首页》成工业化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降，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保持5%，甚至更高的一个增长？这背后最为关键的点在于为什么选择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作为最核心的一个指标。换言之，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实现、相关工作推进是否顺利，本身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能否从目前低于2%，反弹到2.5%左右的水平？
在未来十几年，投资很重要。因为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非常强劲的正向关系。怎么保持我们的投资率？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个特点——通过“政府+市场”聚焦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的投融资，具有拉动上下游市场主体就业的巨大能力，因此我们想要保持投资强度，就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这种节点行业或者是未来的节点行业保持投资强度。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提到了一些战略性新兴行业和未来产业。这些行业未来都应该会成为节点行业领域，我想在这些方面保持投资强度、解决制度性障碍，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是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可依赖的路径。
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就来自于两个环节——一个是刚才讲到的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一个，是通过体制改革和进一步高质量的开放，破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点是全球价值链。不管全球化怎么变化，现在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积极参加全球的分工布局，按照大国来讲，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非常高，我们进出口中间品贸易在整个贸易中占比达到60%以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在全球价值链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处于下游，很容易被处于上游的经济体或者是国家遏制住。
经过我们测算，按照经济学指标，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上，我们位置处于中游甚至偏下游一些。如果做全球价值链上游程度的国际比较的话，美国这个指标是0.29，我们是0.01。美国是明显处于上游，而我们是处于中游偏下游。在全球化进展比较顺利的时代，这可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强调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关注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定位。所以这个指标本身也是关注现代化进程发展质量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简单讲，就是我们需要往上游走，达到日本、德国甚至是美国的水平，未来十几年时间我们需要做很多这方面的努力，最重要的努力就是研发。这些年，国家非常重视研发，我门研发强度在不断上升，但其中基础研究占比还不理想。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刚刚突破2000亿人民币，只占到整个研发的6.3%，而这个数字在美国应该是15%以上。我们粗略估计了一下，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换成人民币应该是1万亿人民币以上，是我们的5倍。从这个角度讲，未来我们为了避免在很多重要的关键领域被人遏制住，需要在基础研究、在一些关键领域有突破。基础研究的突破是一个国家真正掌控在全球竞争中制高点最重要的基础。未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往上游迈进过程中，需要很多耐心的资本。所以我们也借此机会建议，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基础研究上的引导作用。
第三点是居民消费率和可支配收入。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大概是38%的样子。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比重与美国70%左右、日本约65%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到2035年，我们能否把居民消费率提升到60%，特别是其中服务性消费占比能提高到60%左右。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评估我国现代化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背后，可支配收入是关键因素。现在，我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约为43%，未来能否把这个指标也提高到60%甚至更高一些，这对评估经济发展质量意义非常大。这里面有很多环节可以入手：比如说第一次分配中，劳动生产率能否提高？第二次分配在税收方面能否以转移支付等形式，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第四点是一个数字，“18%到0”。我简单解释一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国收入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断缩小。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倍左右。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省，浙江这个数字最低，也有1.7倍。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这个数字应该是降到非常低的比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是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低。2020年农业GDP占比为7.4%，但是仍然占用24.6%的就业人口，基本上是就业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的样子。这么庞大的就业群体贡献这么小的附加值的话，全要素生产率是非常低的，说明农业改革、乡村振兴迫在眉睫。到2035年，如果说达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农业就业人口可能下降到6%左右的水平，意味着未来十来年将有1.4亿农业就业人口需要跨行业转移。
另一方面，也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原因。2021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非农业人口与户籍总人口之比）为47%，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城镇生活六个月以上的人口数与年末总人口之比）为65%。两者中间有18个百分点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国有2.55亿人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户籍。加上未来还有1.4亿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总计未来可能有4亿人需要在城市里居住下来，有社会身份上的变迁。
当城市有了大量的人口的流入，他们的消费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效率都将带来影响。比如，房地产领域，这些新市民首要的选择可能不再是购买商品房，而更多是考虑保障性住房，或者保障性租赁住房，这就会带来全新的房地产发展模式。
最后解释一下“超越GDP的经济指标”，因为这也是我们报告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工作。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规模的宏观经济指标，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连贯性、可比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 曾有经济学者将GDP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将GDP用作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也并非完美。例如，GDP无法衡量非物质福利，无法衡量增长的质量，忽略了负外部性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准确性也受到质疑。
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研究团队采用了类似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在指标构建选取方面突破GDP的局限性，创造性提出“GDP调整因子”概念和 “有效GDP”（Effective GDP）的概念。其中，有效GDP反映“理想发展模式”理念下各国的真实发展水平；GDP调整因子是一系列重要的、衡量人们生活质量或福利水平的指标的函数，可以作为各国发展水平对标“理想发展模式”的折现因子，对GDP起到调整、修正的作用。
构成GDP调整因子的指标体系包括7方面：劳动生产率、基尼系数、出生时预期寿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5年平均）、家庭可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比例、国际贫困线以下的就业人口占比、客运量。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基于七个指标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发展特征的GDP调整因子，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近200多个指标（SDG）关联性非常高。“超越GDP的经济指标”是未来我们评估中国发展水平的一个总汇指标，它背后体现的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以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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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