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3月28日电 (记者 上官云)在古代文献中，“笔记”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们没有一定体例，却蕴含着丰富信息，历来为研究者重视。
在近期出版的《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中，记录了许多古代文人趣事。《全辽金元笔记》主编、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查洪德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提到，在“辽金元笔记”中，有为数不少的域外地志、西北行记，多是前代所不曾有。
此外，古代一度有人误认为神魔小说《西游记》为丘处机所作。查洪德表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丘处机，但《西游记》在创作与流传中与全真教关系密切。
《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
翻开《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的目录，可以看到其中收录了《焚椒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辽金元时期笔记文献43种。而《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西游记》是否有关，是一个有趣且复杂的问题。
“长春真人是金元之际著名全真道士丘处机，他应召远赴西域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讲道，随行弟子李志常将他这一经历详细记录，编撰成一部行记，即《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现在一般认为是吴承恩所作。”查洪德说。
两书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但却一度莫名其妙地攀上了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人说《西游记》的作者是丘处机。查洪德认为，这源于清朝初年的一次“作伪”，作伪者是汪淇，他与黄周星合作，将《西游记》命名为《西游证道书》(全名《古本西游证道书》)，加以评点刊刻，伪造了一篇元代诗文宗主虞集的《西游记序》放在卷首。
这篇序言中说，有位衡岳紫琼道人，拿了一部书稿请虞集作序，说该书是“国初邱长春所纂《西游记》”。成书于明代的《西游记》，作者就这样变成了丘处机。其实，不仅《西游记》的作者不是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也不是丘处机。
那么，是不是《西游记》与丘处机就毫无关系呢？查洪德说，间接的、深层的关系还真能找到。著名学者陈洪曾进行过考证，从总体上考察了《西游记》与道教全真派之关系。
“比如小说中引用了若干全真教徒创作的诗文；使用了大量的内丹修炼术语等等。”他解释道，“这些都说明，《西游记》在创作与流传中与全真教关系密切。”
笔记故事中的佳话
“辽金元笔记”数量较多，堪称一座资料宝库。元代笔记多为文人着意撰著，直书无隐，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散落其间。比如，《和林广记》已佚，但仍有一些佚文保留在其他文献中。
宋濂的《萝山集》中说：“《和林广记》所载：极西北之《竞彩足球比分计算器》国曰押剌者，土地卑吉湿，近海，日不没，无昏夜，日唯向北转过便曙。”据推测，这应该是关于北极“白夜”很珍贵的
此外，元代的世风、士风接近“魏晋风流”，文人们或雅集诗酒自娱，或相约逍遥山林，一些趣事亦传为佳话。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与文章宗师姚燧有关的一则故事，题目叫《玉堂嫁妓》。彼时，姚燧是翰林学士承旨，有一次在翰林院设宴，歌妓罗列。
“其中有一名歌妓，风度秀丽娴雅。姚燧便把她叫到跟前，询问出身来历，才得知她是宋代大儒真德秀的后人，不幸被卖入娼家。”查洪德说，得知内情后，姚燧就派人向丞相求情，想恢复她的良人身份。
丞相应允了，随即命令教坊司为她除名。姚燧对身边一位小吏黄㻖说，将这位女子嫁给他做妻子，“我就是她的父亲。”黄㻖欣然从命。这件事在京城传开，一时成为文坛盛事，还有人写诗赞颂。
哪些文献可以入选？
《全辽金元笔记》是一部大型断代笔记丛编，具有独特的价值。比如，通过这些笔记，人们可以进行多视角观察，才可能对当时的宋辽、宋金、宋元关系得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
“单部笔记亦有特点。读金代中期王寂的《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感受到的是儒雅风流。这也许会大大改变人们对金代社会与文化的认知。”查洪德说。
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域外地志、西北行记，多是前代所不曾有。元人游前人不曾游之地，入前人不曾入之境，其中的异域感受和异域想象，新奇而特别。
在具体工作中，查洪德发现，该套丛书的编纂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笔记”这一概念和收书范围。
“可以这么说，笔记是随见随录，随手记录或摘录，不具备严格体例，非系统性，非有严密体系的著述。”他说，学界对此虽有基本共识，但具体到某一部书，往往还是会出现相当大的分歧，只能见仁见智，各持己见。
由于要给“笔记”划出绝对清晰的边界很困难，因此，查洪德和编纂团队只能依据辽金元三代笔记文献的具体情况，按照自身对笔记的理解，从宽掌握，确定入选书目，“编纂工作的其他方面，有比较严格的凡例。所有这些问题，都愿意接受学术界同仁的批评和建议。”
未来或继续修订
就整体规模而言，《全辽金元笔记》计划汇编、点校现存能搜集到的全部辽金元三代笔记文献，依撰者生年为序统编，分4辑陆续出版，每辑10册，其工作繁复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该书所收笔记凡有一定规模之作，整理者均撰写一篇提要性点校说明，内容包括撰者小传、成书情况、所用底本与校勘概况，以及其他需介绍之情况，并搜集了历代学者的序跋、题记、叙录等有价值的文献，供学界研究。
不久前，看到《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顺利出版，查洪德高兴中掺杂着一丝紧张，“在整个编校过程中，项目团队与编辑团队认真对待每一部笔记和每一个问题，尽己所能做到最好。”
他说，书稿编纂期间的交流，更是频繁且细致，有时仅仅是一个字、一个标点、一条校勘记，就反复商讨，查找依据，共同确定。
“但笔记整理难之又难，问题和失误几乎无法避免。”查洪德说，“我们愿意在出版后继续修订，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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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甘英 【编辑:温兆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