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任以来，新一届国会提出了多项试图推动对华大面积甚至颠覆性“脱钩断链”的法案，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瞄准进一步收紧出口管制、新设对华投资审查机制等“脱钩”措施的法案，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新提出的“中国竞争法案2.0”。同时，近期拜登政府正在酝酿强化对华直接投资审查的新规，这一拟议中的政策脱胎于上届国会于2022年提出的“250年未见”的“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二是在农业、能源等传统合作基础较好领域新增“脱钩”举措的法案，如提出“2023年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众议院通过“保护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法案”等。三是储备台海“极限情境”下对华举措的法案，包含对华经济金融制裁等具体条款。四是试图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大幅“倒退”的法案，如提出废除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中国贸易法案”，以及众议院通过的“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等。
一时间，美国国会大有把中美经贸关系“全盘推翻”之姿态，不仅意欲“解构”这一关系长期发展的基础，而且企图“框定”其未来走向，甚至摆出不惜挑起“经济战”的架势。与白宫所聚焦的关键和新兴领域“精准脱钩”不同，国会更倾向于把这一非理性情绪拓展蔓延至更广泛领域。然而，正如很多涉华法案最终走向“搁浅”，国会在“脱钩断链”上的消极动向仍然面临多重质疑。
首先，行政部门如何接招。当前，拜登政府在对华“脱钩”议题上可谓是左右为难。美国想要实现“竞赢”目标，但又难以承受“脱钩”的高昂成本和对自身反噬，因此在新抛出所谓对华关系“去风险”论调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不愿意对华“脱钩”。究其本质，白宫显然是“既要又要”，“去风险”意味着要继续聚焦高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钳制中国，搞安全化、政治化和小圈子化操作，而“不愿脱钩”则透露出试图避免“脱钩”政策无限制扩大化和非理性极端化的倾向。包含不少极端措施的法案一旦最终“成法”，则短期内难以撤销和转圜。这将很大程度压缩白宫未来对华政策空间和灵活性，并把美国自身置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中。白宫如何应对这些“立法”对其自身而言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其次，美国工商界买不买账。今年以来，美国工商界高管密集来华，展现出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市场、继续扩大在华业务的意愿和信心。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对未来两年在华营商前景更为乐观，对中国经济复苏和对中国国内市场的乐观预期进一步向好。在美国工商界中，无论是传统上对华开展积极合作的在华企业、金融界等群体，还是美国国内的高科技企业乃至中小企业，不愿对华“脱钩”仍然是普遍和主流诉求。
再次，国际社会接不接茬。美国国会在“脱钩断链”上看似来势汹汹，实则是极少数群体，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主流。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仍是国际社会的民心所向。近期，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领导人不断强调团结应对全球问题，明确反对世界经济碎片化。多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领导人也表达不愿对华“脱钩”的坚定信号，而这其中不乏包括欧盟在内的美国的“盟友伙伴”。
中美经贸关系的《BBGAMES》本质是互利共赢，不是我赢你输，更不应该被政治化。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的潮流，人心所向。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获得了国际社会越发广泛的认同和正向反馈。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鼓吹“脱钩断链”的政治势力愈走极端，就愈发会被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