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孙磊
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出生于1919年,2023年1月27日去世,享年104岁。由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是该书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这个脍炙人口的中文书名的首译者。
南京大学教授余斌说,在杨苡家的客厅里,最显眼的大书桌是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翻译家赵瑞蕻专用的。她无法像赵瑞蕻一样在公众场合激昂、自在地发言,但在私人空间,则非常放松,很健谈。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也不在话下。
少年不识愁滋味
杨苡出生书香世家,从小锦衣玉食。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但甫一出生,父亲杨毓璋就伤寒病故,原本富贵的大家族逐渐走下坡路。
杨苡的童年回忆没有因此沾上灰暗的色彩。在母亲的教导、哥哥杨宪益与姐姐杨敏如的关爱和陪伴下,在儿歌、涂鸦和洋娃娃的簇拥下,她过得充实无忧。“好玩”的天性,像糖果一样温暖明亮的童年底色,让她一生“保其天真,成其自然”。
1927年,八岁的杨苡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中西十年我过得很开心,比在家里更自在。”从入校到毕业,杨苡在“歌声中成长”,与她的少年同窗们“乘着歌声的翅膀”自由盘旋。她说:“现在又说要倡导素质教育了,我想,中西的歌声不断,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
她特别提到了中西女校的心理课,“新鲜、好玩”。“潜意识” “心理分析”等概念,就是在这门课上初尝滋味的,“后来我为什么对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英文原著)特别感兴趣,都有当时心理课的影响。”
彼时,少年杨苡唯一的烦恼,可能是“哥哥太聪明,姐姐太努力”,而她则“又笨又懒”。她总是跟在杨宪益的身后,被家人笑话是跟屁虫。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参与抗日救亡。杨苡则生活在另一个束之高阁、自认“贵族式小姐”的世界里,但她不敢反抗母亲,走上街头。最亲密的哥哥杨宪益此时也留学英国,不在她身边。一团苦闷之中,十七岁的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她要做巴金笔下的觉慧。“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巴金冷静回信,表示不赞成,说她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杨苡说:“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通过巴金,杨苡还认识了他的哥哥李尧林,“大李先生”也成为了她成长路上的一抹亮色。
西南联大的托举
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但还没入学,“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天津沦陷,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迫西迁,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昆明有如洗的万里晴空,西南联大更有群星闪耀。它名师如云、学风自由,延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在师长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转入外文系。叶公超是系主任,陈嘉讲莎士比亚,谢文通讲英诗,冯至教德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而赵瑞蕻、许渊冲则是经常坐在同一间课室的同窗。“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在这种博雅精神的洗礼下,杨苡迅速成长。
联大师生轶事在杨苡的口述回忆中通常是趣味盎然的——例如吴宓先生讲课常“动了感情”,“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上课时的样子: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
但残酷的现实仍在持续,杨苡也忆起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时——炸弹一颗颗落下学校,地动山摇,“我们站在那里怔住了,好像在做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刺杀孙传芳的“民国侠女”施剑翘是联大的常驻旁听生,连她也被吓住了,抱头想往外跑。沈从文因此打趣她,说“女侠也害怕”啊。
杨苡回忆,跑警报总是伴着对入侵者的愤怒和诅咒。目睹敌人的飞机拖着黑烟栽下去,学生们总是高兴得又叫又跳。后来,她写了一首诗《破碎的铁鸟》,发表在云南文艺抗敌协会的刊物《战歌》上。但沈从文先生则教她不要满足于“口号诗”,抱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嘱她做读书札记。一度,杨苡就住在沈从文和朱自清编教科书的住地旁边。夜阑人静,她坐在一盏小油灯旁用功,想偷懒时,就转头望向后一排的房屋——糊纸的窗后,青灯黄卷,沈从文等先生往往还在伏案,提醒着她不要懈怠。很多年以后,杨苡还时常回忆起沈从文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督促她:“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以灵感与坚韧筑起“呼啸山庄”
托举杨苡成长的还有联大外文系的教师陈嘉。在西南联大读了两年书,又经历了婚育后,杨苡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那时,陈嘉也转到该校教书。在众多老师中,杨苡接触最多的就是陈嘉先生,常拿自己翻译的诗向他请教。事实上,陈嘉不大赞成翻译诗歌,说翻不好就成了对文学的“迫害”,然而他还是肯定了杨苡的翻译水准。
重新做回大学生,杨苡的一篇翻译诗作在《现代文艺》杂志发表,得了稿酬弥补艰苦的生活,这《澳十开奖是真的吗》刺激了她的翻译热情。也就是在当时的学校图书馆,杨苡第一次读到了英文小说《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英文原著),深受触动。直到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访问治学,杨苡独自带着孩子承受生活艰辛,这部作品再一次闯入她的心灵世界
“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杨苡在书中这样回忆这个四字书名“诞生”的过程。
她依靠一本字典谨慎翻译,牢记师长的叮嘱,小心地把自己隐藏于译文之后。1955年,在杨苡的译笔下,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小说,以《呼啸山庄》的译名走进了中文大众的视野。
“活着就是胜利”
“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我说,活着就是胜利!”杨苡说。活过了百岁,她达到了一种“胜利”。杨苡依然喜欢收藏洋娃娃,其中有穿着波浪长裙的公主、戴帽子的小男孩、石膏雕刻的小天使。还有一橱柜形态各异的猫头鹰瓷偶,在她眼中,它们是智慧的象征。翻译家黄荭说,杨苡所经历的百年沧桑,从来不曾抹去她身上一直存在着的天真一面。
余斌回忆,2018年年底,杨苡胆结石发作,进了医院。做不做手术,她的家人、医院都很纠结,但杨苡并无所谓,只是问医生“我还能不能再活一年”?医院里,许多人都把她当传奇的百岁老人,可是见过她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感慨:“她不会真的快到百岁了吧?是不是骗人啊?”最后,手术也被杨苡“躲”过了。一年后,杨苡跨过了百岁的坎。
她以自己的方式练习记忆,与遗忘“较劲”。“至少十多年前,早上醒来时,她会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她会默写背过的诗,唱出唱过的歌词……这一切都写在手边的写字板,夹着一沓信纸,围绕着她所经历过的人与事,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这种“脑力体操”或许从她在中西女校进行的联想训练就已经植入脑海。
抵抗遗忘的另一种方式或许是“抓小放大”,这颐养了她的通达快乐,其中也“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杨苡说。在她的生命中行走的许多人,都在漫长的讲述和记录中留下了寻常而鲜活的印记。余斌认为,与宏大叙事相比,杨苡的个体琐碎叙事避开了“史实”,却构成了她“记忆中的事实”。
“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家族的命运起落,有个人生活的波折,有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然而在动荡纷扰的二十世纪中国,她的经历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戏剧性。也就是说,她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余斌写道。
百年过后,斯人已逝。在她生前,客厅墙上挂着鲁迅先生的一联:“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