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4月17日电 题：沧桑五千年，中国如何成长为统一多民族国家？
——专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
中新社记者 邢利宇
一首歌谣道：长江黄河万里长，长城内外是故乡。
东亚大陆的黄河、长江流域与塞外大漠，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辉煌五千多年的疆土故园。历经五千年沧桑，中国如何成长发展为统一多民族国家？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析总结了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成长发展的基本轨迹，并解答了相关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能否介绍一下统一多民族国家成长发展的地理渊源和文明根基？
李治安：五千年来，无论是族群范畴的中华民族，还是文明综合体范畴的中华文明，所呈现“多元一体格局”都离不开东亚大陆的地理渊源及其子文明分野。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文明大体步入种植族群和游牧族群的长期并存。后依据栖息地不同自然条件及传统，两大族群又呈现地域上的分离。《辽史·营卫志中》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长城内外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无疑是中华文明特色之一。
纵览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共时性”地存在若干个地域子文明板块：若依文明属性，可概分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即使在长城以南农耕文明内部也存在东部与西部，中原与江南等若干分野。早在汉武帝时代，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范围内业已形成关中、巴蜀、三河、燕赵、齐鲁、西楚、东楚、南楚等地缘经济区。而后，中原、关陇、海岱、江南、塞外等地域都曾为中华文明的持续繁荣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近两千年来，它们又逐渐整合演化为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颇有差异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塞外大漠等三大地域子文明板块。这大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根基。
中新社记者：两千年来，黄河、长江和塞外三大子文明板块之间是如何互动发展的？
李治安：由于长城内外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长期并存互动，东汉以降，南北地域族群的互动发展，取代傅斯年先生所说的《彩民学园》夷夏东西博弈，上升为中华地域子文明相互关系的“主旋律”。
首次南北互动整合发生在南北朝隋唐。隋唐曾实施“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整合，中唐以后总体上向“南朝化”过渡。
元统一后蒙古草原制度与金朝后期汉法制度混合体的“北制”，更是充当元帝国的制度本位，元朝社会经济整体上的发展进步，“唐宋变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赖于国家统一条件下南制、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由于北制因素过分强大，元朝总体上是北制占上风。
明前期曾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颇多的元朝制度。包括军户、匠籍在内的“配户当差”户役法，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诛杀“廷杖”士大夫等，都能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明后期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应是南、北制因素再整合的成果，堪称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
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依然是统一国家的条件下南北博弈整合中新兴动力的渊薮。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的角色及能动功用，至为关键。大运河也生逢其时，沟通南北水系交通，适应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错位需要，充任了南方在经济文化上带动、辐射北方，进而推进全国社会经济整合发展的特有通道。
中新社记者：与上述地域子文明相关联的民族交融汇合，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李治安：回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时性”地呈现先秦、秦汉魏晋、晚唐宋元和明末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合。四次民族大融合期间几乎都曾有一段政权割据、族群纷争或交融，之后才是政治大一统及若干子文明的相应整合。
上述四次民族大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背后，当然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地理环境、思想文化及领袖人物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是决定性因素，是文明发展的两条或有交织的基本线索。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二主线因素来支配、塑造的。与此相关联，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又需依赖于若干地域子文明间的碰撞与整合。它们不平衡发展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可以说，政权分裂和民族融汇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成长中的过渡路径，大一统则是它的升华趋势和发展成果。前者凸显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多元或不平衡，后者又显示中华文明在多元融汇基础上的政治总体走向。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各民族的融汇发展，为中国成长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挥了哪些作用？
李治安：栖息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汉族，最初是由中原不同族群融合而成，相沿使用华夏、秦人、汉人、唐人等称谓。汉族人数最多，农耕生产经验最成熟，对北方等周边民族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先后栖息在塞外大漠等高寒干燥或半干燥地带，主要依赖游牧及狩猎为生，皆对边疆的开发、守护和中华文明多元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既有和平交往，也有军事战争，彼此依存、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交融，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强大的内聚倾向及近古汉、蒙、满轮流为天下主。
13世纪以后，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曾经历一场包括基本疆域、族群成分、文化基因及政策机制等内容的巨变——从秦汉式郡县制一统迈向元明清华夷一统。此种巨变演进，实乃两千年来长城内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互动、族群文化博弈整合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中近古汉族和各民族携手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
由于元明清华夷一统囊括中土和塞外，中国版图由“小”变“大”，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子文明结构和传统王朝序列等皆在新时空条件下相应地完善升华。藉此在东亚大陆自成独立地理文化单元的特定环境下，各民族携手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黄河，到长江，再到塞外，不断发展壮大。
时至近代，向现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过渡得以顺利实现。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命运，激发起各民族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为中国成长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李治安，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兼任国家哲学社科基金评审历史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编委等。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院院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等。长期从事元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研究，又探索古代史宏观课题，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