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安英昭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12月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此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主张包括民主在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大意义正在于让世界看到，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可以垄断对民主的解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美国组织的所谓“民主峰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争议，美《国会山报》也刊文质疑这一峰会本身并不民主。您怎么看西方的“民主传统”及其当代实践？
王绍光：古希腊被视为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雅典被奉为民主的典范。但事实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典真正能参与决策的成年男性公民人数只占总人口15%至20%。就是这样一种民主，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也被西方精英们看作一个“坏东西”，很多西方学者著书直言“西方没有民主传统”。
西方强调的“公众参与”是形式民主的典型。这种民主的特点是决策者坐等民众参与，同时假设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参与能力，都对政治有同等影响力。但西方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没有依据的假设，政治参与是完全不平等的。
一个颇为讽刺的故事恰可道出西式民主的“真谛”：美国一农场主临死前问儿子：“猪抱怨饲料太差，牛抱怨活太重，鸡抱怨窝太脏，怎么办？”儿子说：“喂好饲料，干轻活，清理鸡窝。”农场主摇摇头说：“你啥都别做，给它们选票，让它们选择你或者你媳妇管它们，让它们以为这个家是它们作主。”
中新社记者：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日前提出“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您曾用“四维一体”概括全方位的“人民民主”。“全过程”和“全方位”如何体现？
王绍光：这里我借用美国政治理论学者汉娜·皮特金提出的“代表的四个维度”概念。
从象征性代表来看，中国的人民民主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人民至上”“人民支撑”，民众和官员都将这种理念内化于心，民众更会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官员，因此这种象征性带来很强的约束力。
从描绘性代表来看，中共9500多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劳动者，人民中间有哪些成分，中共就有哪些成分，因此中共是生活和工作在人民中间、同人民有血脉联系的，这种构成本身就能描绘性地代表整体人民利益。
从形式性代表来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了广泛的代表性。各级人大代表的主要来源是普通工人、农民、军人、技术工作者及一般管理人员，在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普通工人、农民约占代表总数的2/3。西式民主理论强调形式性代表，但其代议民主理论的焦点不是“代表”(Representation)，而是“代议士”(Representative)，即经过一套形式性的程序产生的、被赋予“代表”其他职责的人。这些代议士绝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1789年至今，美国众议院席位已换14000多次，其构成却基本未发生变化，国会议员家庭净资产价值中位数是美国家庭净资产中位数的10余倍，称得上是“富翁治国”。
从实质性代表上看，中共的群众路线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的智慧与建议因而得以融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中去。
综上，西式代议民主是单维代表，只有形式性代表一个维度。中国的人民民主则是全方位代表，将象征性、描绘性、形式性和实质性代表聚为一体，形成“四维一体”的民主。它还强调“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是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民主，包括但不限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仅是政治民主，还包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民主。
中新社记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好的民主一定是实现良政善治的，一定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为什么说民主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
王绍光：简单从逻辑上讲，所有政治制度都是治国理政的方式，“民主”无论如何定义都与政治制度紧密相关，因而也同治国理政有关。而中国和西方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不同，西方是“政体思维”，中国是“政道思维”。
讨论政体意义上的民主与治理的关系时，西方先预设自己的政体是民主的，再强调只有同他们一样的政体才是民主的，就是这样一种简单、霸道的、从形式上思考问题的方式。
“治理”的概念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将其解释为一种非常特定的治理方式，即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治理方式，并宣称新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治理方式”，将“治理”与“民主”画了等号。
但事实是，当熊彼特所主张的“最低限度的民主”都被“玩坏”后，一些西方国家在治理上也出现了大量问题，引发其国内民众的广泛不满。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0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只有17%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值得效仿，而23%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例子。
西方主流学者也开始反思，例如日裔美籍学者福山认为，把民主纳入治理的指标中是概念的混淆，建议将二者分开。可见，政体意义的民主，未必是治国理政最好的方式。
中国则从古至今都是一种“政道思维”，既是一种治国的理念及政治追求的最高目标，例如“以人民为中心”；也包括具体的治国方式，包括制度安排、方针、政策、措施、方法等。这种思维方式要求治理者不能邯郸学步，不能削足适履，不能故步自封，而要不断探索更好的方式来达到治国理政的最高政治追求。
中国的制度未必符合西方政体意义上的民主标准，但它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民主是全过程、全方位、涉及全体人民的人民民主，虽然它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实践证明它能解决这个国家百姓所关心的大量现实问题。
中新社记者：同西方代议式民主相比，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有何意义？
王绍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民主，我称之为“选主”，而这究竟是不是民主，本身就是问题。
西方民主最显著的标准是竞争性选举，但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都明确说过，选举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oligarchy)的特征。西式民主关注的只是整个政治过程中的“选主”阶段。我在耶鲁大学任教时的老同事、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将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概括为多头政治(polyarchy)，实际上也就是多几个政党竞争的寡头政治。达尔说，“我愿意把‘民主’这个词保留给这样一种制度，它可以持续地回应人民的需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回应性非常高，西方不少学者的实地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
正因如此，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非常高。过去30年间，西方学者就此不断修改问卷、调整调查方式，做了无数次调查，最终结论却基本一致。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但中国从未像某些国家那样，傲慢地认为自己的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人类政治文明不只有一种，而中国正是其中做得不错的一种，中国民主探索的国际意义在于，至少为世界提供了一种选项和思维方式，向世界证明，除“选主”外还可以探索多种民主的实现方式。
普适性最重要的是多样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能接受的概念，而如何理解及实现的具体做法、制度安排则是多样的。中国主张包括民主在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大意义正在于让世界看到，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可以垄断对民主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之无愧地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受访者简介：
王绍光，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他于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在1972-1977年任教《全球十大彩票平台》武汉市堤角中学，1990-2000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9-2017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2017-2020年任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他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约40种，并在中英文刊物上发表数百篇文章，其研究兴趣包括有关民主的制度史与思想史，比较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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